束缚日本人家庭观的户籍制度为何演变成今日这种形态？

在日本，围绕夫妻同姓与别姓的争论由来已久，但鲜少有人从历史上探讨日本人“姓氏”的本质定位，或“夫妻同姓/别姓”分别对应着怎样的家庭模式。

日本一些姓氏专家认为，日本战后“夫妻同姓制”实为中国化与美国化的产物。那么，聚焦明治时代后日本人姓氏的变迁，近代日本姓氏的本质到底是怎样的呢？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其实，被视为日本家庭典型的“家制度”，并非是自古延续而来的。日本历史人口学显示，标准化的家制度形成于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而这种社会统一性恰是明治维新的基础。换言之，也就是说在江户幕府时期，新型的家制度已初见端倪。

1870年，也就是明治3年，明治政府正式允许了平民姓氏的公称，而且是非强制性的，实际上就是没有约束力的。这也导致了1872年首部全国户籍《壬申户籍》登记出现了混乱状态。根据历史学家奥富敬之《姓氏的历史学》记载，不仅没有姓氏的人很多，而且父子兄弟各用不同姓氏登记的也屡见不鲜，妻子沿用娘家姓氏也是堂而皇之出现了。因征兵制之需要，也为了强化国民管理，1875年明治政府正式颁布《平民姓氏必称义务令》，一时间，人心惶惶，跟随主家或地主姓氏的有之，请寺庙大和尚取姓氏者亦有之，地貌、职业甚至鱼鸟兽名、商号屋号都成为了日本人的姓氏，猪尾、鬼濑、上床等等什么都来了，日本列岛彻底呈现出一派氏姓屋号大杂烩状态，日本史学家尾脇秀和在其所著《氏名的诞生》中如是说。

1876年太政官指令规定夫妻别姓（妻称本家氏），延续公卿武士传统。但地方官府反馈民间嫁鸡随鸡惯用夫姓，无法理解夫妻别姓的举措，这暴露出了贵族“氏”与平民“家名”传统的冲突。政府最终无奈在1896年颁布的《明治民法》转向夫妻同姓，当时的法学家梅谦次郎以“脱亚入欧”为由，主张摒弃“中国式夫妻别姓”，采纳欧洲既定规则。这与古代日本通过“中国化”确立父系氏族类似，近代借“西化”确立夫妻同姓。但需注意的是：欧日传统上都属欧亚大陆边缘的双系亲属社会，所谓“西化”也并非完全背离传统。

二战后，1947年日本民法改革废除家制度，户籍法也同步修订为“核家族”，即核心家庭单位，禁止三代同籍。儿女结婚即需建立独立户口，换言之，就是户籍仅允许夫妇和未婚儿女同籍，也就是所谓的“核心家庭户籍制度”。其实，这实为一个折衷方案，按道理来讲，废止家制度，同时废止户籍制度，改行个人身份证制度才是理所当然的事儿，但因浪费纸张难于保管等所谓的技术条件而作罢。法学家我妻荣的解释暴露了其草率：新制度下只有个人存在，仅为便利将夫妻子女记于一处。这种思维埋下隐患：既未真正贯彻个人主义，又在物理上切断了代际联结。

其实，从根本上来说，当时的联合国军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在此决策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他们认为传统家制度是导致军国主义形成的元凶之一，因此绝对不允许三世同籍，而改为让日本人接受美式的“核家族单位”。高龄者对此强烈不满，他们认为子女分户会令父母走向孤独的生活，这其实与当下别姓争议中的家庭纽带焦虑如出一辙。但当时政府为迎合联合国军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完全罔顾了这种传统的孝道伦理。

如今夫妻同姓的法律依据，即“同籍者同姓”原则，本质其实就是维护“美国化”的核心家庭户籍形式，与日本传统毫无关联。战后户籍与江户时代乃至战前户籍制度不同，刻意淡化了代际关联，加之公司雇佣制普及等经济结构变革，以及多子女男性易得家族继承人身份的人口学条件，共同促成了现在这种夫姓主导局面。这也导致了现代家庭观的畸变，即别姓讨论仅聚焦核心家庭内部关系，而无人论及与异姓长辈的纽带。

那么，如何才能打破现实呢？可以从历史中寻找跳出“家制度即恶”这种战后教条的智慧。如江户中期社会面临类似现代的人口停滞，民众通过灵活构建女系非血缘网络维持生存，因为过度固执父系（男系）构成只会导致家族断绝。而更现实的方案则是活用“个人番号”制度，核心家庭户籍早已过时了，而1970年代设想的计算机化个人户籍如今完全可行。因为1994年的《户籍电算化法令》已奠定其基础，结合现有个人番号系统，废除过时的户籍制度已经水到渠成了。在少子化时代维系家庭纽带，需要构建双向延展的一种日本人人人都懂得“绊”的弹性关系网络，甚至，这种构建有时需要纳入非亲缘者，用数字技术重现日本传统中灵活变通的“家庭纽带，”这不失为切近可行的未来考案。

综上，可以看出，在户籍改革方面，保守派捍卫的实为扭曲的现代产物，而别姓派则回避传统讨论，仅以“妨碍女性发展”等实用理由云山雾罩的忽悠，这容易被“扩大通称使用”方案所搪塞。根本上来讲，这种权宜之计只会加剧使问题更加僵化。总而言之，其实姓氏问题不仅是女性权益议题，更是理解日本家庭本质、定位社会坐标的重要线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世界剧变的今天，日本真正需要的是必须审慎思考国家、民族，乃至个人的文化定位，尔后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即符合现实，又照顾到代际关系的人人都能接受的新型家庭法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