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析麻生三十小时中国行带来的中日关系变化

从4月29日上午10点19分飞离东京羽田机场，到4月30日夜晚11点44分飞返东京羽田机场、深夜0点22分回到首相官邸，麻生太郎进行了他去年9月就任日本首相以来对中国的第一次“旋风式”正式访问。如今，回望这30多个小时的“麻生中国行”，可以看到中日关系的发展已经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和走向。

“珍惜”，时代变化下的中日关系

坦率而言，麻生太郎就任首相以后，曾在不同双边和多边场合分别与中国领导人胡锦涛、温家宝3次见面，也都还谈得不错，对中日两国达成的构建战略互惠关系的共识有落实、有推进。但是，麻生太郎与其内阁成员的一些言行又常常让中国有些担心。比如，在钓鱼岛问题上的言论、给靖国神社供奉祭品、对中国核武器透明化的指责等等。

进一步而言，这些中日两国之间的所谓领土问题、历史问题、军事透明化问题等等，并不是今天才有的“新问题”，而是存之已久的“老问题”。问题在于，在过去讯息相对比较封闭的时代，这些问题都只是在中日高层之间进行解决，也可说是属于“高端政治问题”；在信息化时代的今天，这些问题发生过后立即曝光、迅速传播、海量报道，舆情影响民情，民情左右舆情，进而构成一个个新的“民间感情问题”，直接制约着这种“旧病复发”型“高端政治问题”的解决。因此，有心大力推进中日友好关系的中国高层核心不得不谨小慎微，无法尽力而为，因为他们不知道日本高层人物什么时候会“旧病复发”，什么时候会重新触动中日两国之间那难以愈合的历史伤疤，这些不确定性因素导致的后果又可能让中国民众问责其实施的“对日政策”，从而由外交直接影响内政。

对于这种情境变化下具有信息时代新特征的中日关系走向，日方似乎还没有清醒的认识。因此，在麻生三十小时中国行中，中国总理温家宝在与其进行的将近一个半小时的会谈中，殷殷表示“经过双方共同努力，两国关系得到改善和发展，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双方应共同珍惜、维护。”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则在与其进行的近一个小时的会面中，同样语重心长地表示“去年5月，我访问日本以来，两国有关方面认真落实双方达成的共识和举措，推动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取得了重要进展。这些成果来之不易，值得我们倍加珍惜。”这样，在今后一段时日内，如何“珍惜”中日关系的发展成果，将成为中日高层共同考量的问题之一。

“合作”，中日关系新的出发点

纵观中日恢复邦交以来三十多年的发展史，日本对华经济“援助”曾经是相当时期的“主旋律”。同时应该承认，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经济援助”，中国才渡过了改革开放初年资金、项目等方面的一些困难，中国才在这个基础上努力发展，有了今天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成就。但是，进入90年代后，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出现了经济持续低迷的状态，特别是在“失去的十年”中经济实力更是受到侵蚀。结果，中日经济实力对比出现了历史性变化。到21世纪初期，中国的经济实力已经达到日本的二分之一。4月30日，麻生太郎首相在中日青年企业家交流午餐会上，谈到在应对目前的经济危机时，表示“作为世界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的日中两国戮力同心至关重要。”这是日本政府首脑首次在国际场合承认中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也是日本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一种肯定。

从历史的层面看，这是日本自近代以来第一次面对一个经济实力日益强大的中国。在这种局面下，曾经在明治维新以后成为亚洲唯一世界强国并且独霸一方的日本自然不能完全适应。从经济的层面看，日本既看重中国广袤的市场，希望从中国的快速发展中得到实惠，但同时又心存疑忌和妒忌，不时地试图在经济上制约中国的发展。从政治的层面看，正在实现政治大国、军事大国目标的日本因为中国的发展而在对华政策上出现摇摆，不再把中国看作发展中的国家，而是视为自己潜在乃至现实的竞争对手。概括而言，安倍晋三、福田康夫、麻生太郎政权之前的中日关系之所以陷入两国恢复邦交以来的历史最低点，并不是单纯的历史认识问题等造成的，而是 “一个上升中的发展中国家与一个停滞中的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表现。

令人欣慰的是，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为调整中日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执政者高瞻远瞩的对日观，为调整中日关系创造了积极的条件；日本安倍、福田、麻生三任内阁正视现实，为调整中日关系提供了改变的可能。正在构建之中的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屡经摸索，其出发点已经不再是以往的“援助”，而是扎扎实实的“合作”了。

纵观此次麻生三十小时中国行，他在与温家宝、胡锦涛分别举行的两场高峰会中，“合作”都是一个耀眼的高频词。

在“温麻会”中，温家宝强调“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中日加强合作有助于共同克服困难”。他具体指出这种合作包括传统的双边贸易和相互投资的合作，还要“积极拓展在节能环保、信息通讯、绿色经济、高科技等领域的合作，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在地域上“要扩大同东盟国家的务实合作，充实中日韩三国合作”。麻生太郎则表示日中两国对亚洲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具有重要责任和影响，日本愿与中方共同努力，进一步扩大互利合作，拓展在节能环保、气候变化等领域的合作。他也认为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日中应加强协调，携手合作，共同为亚洲和世界经济的恢复发展做出贡献，进一步充实日中战略互惠关系。

在“胡麻会”中，胡锦涛着重提到中日两国要“拓宽合作思路，深挖合作潜力”，既要作为重要经贸合作伙伴，应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持续蔓延，又要加强信息沟通和政策协调，搞好节能环保、信息通信、高科技等重点领域的合作。他还希望在多边领域，双方要把促进东亚区域合作、共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等全球性挑战作为合作重点，进一步加强在10+3、东亚峰会和中日韩等区域机制中的协调与配合。麻生太郎则表示，去年5月胡锦涛主席对日本进行成功访问，达成的各项合作项目取得很大进展。日中两国地理上是永恒的邻居，政治、经济等各领域合作良好，日中战略互惠关系不断发展，为两国关系的未来打下好的基础。他衷心希望双方从两国关系的大局出发，保持高层密切沟通，加强广泛领域的合作。

正因为这样，才有评论说，区别于此前日本首相历次的访华之旅，麻生太郎此次访华主题紧紧围绕“合作”二字，是一次极富成果的“合作之旅”。麻生太郎回国前面对中外100多名媒体记者也表示，此次访华取得的重要成果主要涵盖三大领域，即在经济领域、环保节能和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以及人员交流特别是青少年交流。

“摩擦”，或成中日关系的常态

可以这样讲，麻生三十小时中国行，开启了一个中日两国从相对单方受益较大的“援助”进入到互惠互利的“合作”的时代，是中日关系发展的重大特征，也是构建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新的出发点。当然，在看到这种变化的同时，还应该对未来中日关系有冷静的思考。

首先，应该认识到中日战略互惠关系不是同盟关系。1997年11月，中日关系曾经被两国领导人定位为“友好合作伙伴关系”。当时，日本舆情还为这种关系前面没有“战略”一词而发出微词。事实上，这种“友好合作伙伴关系”中的“友好”二字，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日本对华经济“援助”的代名词。2008年5月，中日关系被两国领导人重新定位为“战略互惠关系”。这其中的“战略”，应该是一种大局观，是对中日关系高瞻远瞩的一种把握，而不是一时一事的计较与纠缠。这其中的“互惠”，应该是关照彼此利益上的合作，不再是侧重单方的利益。在中国，谈起“战略关系”、“伙伴关系”，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上个世纪50年代中苏关系那种“一边倒”的关系。这种认知也影响到对今天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认识，因此稍有风波，便认为日本是在弃守关于“战略互惠关系”的承诺。实际上，当今中日两国之间的“战略互惠关系”，即不等同于日本同美国之间的同盟关系，也不等同于日本与韩国等国之间的伙伴关系。对此保持清醒的认识是十分重要的。

其次，应该认识到中日构建“战略互惠关系”的过程中，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也就是说，在构建这种关系的过程中，中日两国仍然会频频出现摩擦，友好“一边倒”的局面已经不再。如何适应中日关系在摩擦中发展，是中日两国从上到下都应该考虑的问题。对于中国来说，妥善对应日本那一个个“阵发性”的诸如历史认识问题、主权领土问题、台湾问题、军事透明化问题等也是十分必要的。此外，中日两国在未来还有可能出现的直接影响国民感情的环境保护问题、产品质量问题、食品安全问题这“三大问题”方面也应该未雨绸缪，预测出现问题时如何及时公开讯息、如何进行处理、如何进行舆论报道等等。

日本首相麻生太郎在中日青年企业家交流午餐会上说过这样一句话： “创新是一种创造性的破坏”。这与中国时下强调的企业“创新”、制度“创新”似乎也有吻合之处。其实，这种所谓“创造性地破坏”，在成功并有成果之后才能够叫“创新”；否则，就只能够叫“破坏”了。中日关系的“创新”同样需要注意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