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国战友和恩人，你今天在哪里？

还是在今年初春，我从北京返回日本之前，去与原八路军野战政治部敌工科干部，89岁的刘国霖先生话别。他让我给日本老八路前田光繁、小林宽澄、水野靖夫捎去三套款式新颖别致的茶杯，作礼物分别送给他们。

回到日本，我先去拜访了“八•四会”会长小林宽澄先生，他特地骑自行车到车站口迎接我。因为前两年我采访过他，又为他拍过《呼唤和平》电视片，我被吸收为他们“八•四会”（即八路军、新四军之会）的会员，因此我们已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小林宽澄先生收到刘将军的礼物，十分高兴和激动，反复抚摸端详着，说了不少感谢的话。他说：中国人特重情谊，前些年刘先生来东京参加有关“反战联盟”的国际会议，还给我们几个老八路送了羊毛背心……

小林先生突然对我说：“殷先生，您来得正好，我有一件事情，要请您帮忙，给您添麻烦了。”

“什么事情，您尽管说，我一定尽力”，我说。

“我想请您帮忙找两个人，一位是战友，一位是老乡。不，应该说是恩人！”小林显得十分激动，满脸通红。

我说“您别激动，慢慢说，我好记录下来。”

于是，小林先生打开了话匣子——

难忘的陈队长

那是1943年的初夏，侵华日军对八路军根据地进行疯狂的大扫荡，自然我们也展开了反扫荡的运动战，声东击西、神出鬼没。为了便于行动，部队也化整为零，化大为小，并把伤病员安排到安全地带的老乡家。我是反战同盟的支部长，基本上是文职人员。为了确保我的安全，就把我隐蔽到一位姓陈的武工队长家住了一个月。这已经是60多年的事情啦，好像是蒙阴县，坦阜北边的沂水县高庄，还是高庄北边的一个村落，记不太清了。

我记得坦阜附近有两条河，流到坦阜汇成一条河，河滩挺宽的，河水很清，河滩上有集市，非常热闹。

我记得高庄，坐落在大河东边丘陵的半坡上。房屋随坡就势，高高低低，错落有序，十分优美。河水是从高庄西边的高原上顺着高地往南流的。河上有一独木桥，大约有30米长，过了独木桥可以爬上高原，上面很宽、很平，还有清清的河水……

我住的陈队长家，就在这高原顶上，好像只有这一户人家。堂屋两侧是东西厢房，院子里有石碾子、石磨，还养了一头毛驴。院子前有一个水泵小屋，屋顶是亚铅铁板的，这一点给我印象很深。因为，这种水泵和屋顶，是我在中国第一次见到，很新式的。院子没有围墙和大门，家中大约有5～6口人。在住房的北面约300米处，有一片杉树林，在山东杉树是不太多的，看上去很像日本的乡村景象。从高原可以看到对面一片较大的村庄、密集的房屋。

陈队长大约30岁左右，待人非常热情，他把我安顿在东厢房居住，一家人都像亲人一样待我。他常称我为“战友”，还经常教我中文。陈队长经常外出，很少回家，偶尔回来就给我讲当前的斗争形势。

这一家人很勤劳，每天清晨我还在睡梦中，推碾子的声音就吱扭吱扭地响了起来，还经常用石磨给我做新鲜的豆浆喝。每日三餐，都变着花样给我端到房间来，烙饼卷大葱、玉米糁粥、炒菜、水饺、大包子，真是太好吃了！

为了保护我，他家小孩还经常到远处轮流放哨，因为只有一户人家，日军又不知道是武工队长的家，最后也没来扫荡。如此的款待使我这样的一个普通日本人，而且过去是伤害过中国乡亲们的日本兵，从心底里感到惭愧和感动！就这样我在陈家安安全全住了一个月才回到部队……

“噢，您想找这位武工队长，如果健在，已经快90岁了。另一位恩人呢？您详细说说吧”

小林喝了几口茶水，沉思了一下说：那也是1943年，不过是秋天，也是因为反扫荡，领导把我安顿在清源县土门的堡垒户老李家。他们村庄不大，顶多几十户人家吧，位于土门庄西边的高高的丘陵上，风景很美。从村边向东南方向眺望，可以看到远处村落边上的日军碉堡,直线距离也就是700～800米，每天还可以听到他们吹号的声音，让我仿佛有隔世之感。我起初很担心，离据点这么近，日军是否会来搜查。可是，安排我来这里居住的武工队长负责人说：“没关系，越近越安全！而且这位姓李的老乡，是一位非常坚强而机敏的人。去年，日本鬼子来扫荡，怀疑老李私通八路，把他吊在树上打了个半死，问他武工队的行踪，他硬是咬紧牙只字未吐。你放心，老李一家会好好照顾你的”。

保我安全的老李

为了安全，老李把我安顿在离村子有一里地远、一条山沟里的半山腰山洞里。山洞埋在三条沟的交叉点，下面是一条陡峭的山沟，洞的上面全是沟沟岔岔，还有层层梯田，洞口有小树和杂草，一般人很难发现。洞口大约有50～60公分大，入口处有1.5米左右，洞口比里面的洞要高出不少。所以，入洞时就要先把腿伸下去，出来时则要爬上洞口。洞内成三角形，边宽有2米，洞深有1.5米。地下铺了许多麦秸，麦秸上又铺了一张小席子。为了方便我学习，细心的老李还给我准备了一张小炕桌、一盏油灯和茶壶茶碗等必用品。打开洞口的遮盖，白天光线也很亮。正值秋天，外面一早一晚都挺凉的，可洞室内却不冷不热的十分舒适。

每天黄昏之后，老李就悄悄地来给我送饭，一般是晚饭和第二天的饭食一并送来。伙食也是挺丰富的，馒头、大饼、油条、炒菜，还有自家做的点心、卷烟等等，真是无微不至。每到傍晚，我听到老李熟悉的脚步声，我就立即到洞口迎接他。有时候，他还带来一些酒和下酒小菜，我们二人就像亲兄弟一样，推杯换盏，饮酒闲谈，真是神仙洞里有酒仙，反扫荡战役中的世外桃源！

我在洞中并没有放松学习，天天抓紧时间翻译艾思奇先生的《唯物史观》，这本书对我思想的改变和我的新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所以，我想尽快把这本书翻译成日文，好让刚刚被俘的日军士兵阅读。有一天夜里，我正在油灯下潜心读书，突然听到洞外稍远的地方传来低低的喊话声：“喂！灯光漏出来啦！要注意，要注意啊——”原来，因我一时大意竟然忘记用草盖子把洞口盖好。我忽然警醒了一下，急忙把洞口盖严，内心里又惭愧又感动。原来，为了我的安全，老李在夜里还在为我巡逻，这是多么深厚的情谊呀……

就这样，我在山洞里安全地渡过了半个多月，接到鲁中军区政治部让我归队的通知，我到老李家与他家人一一道别，感谢他们的热情关怀。临走时，老李还执意要送我。可我想：到牧马池政治部也就十几里路，再让人家送真不合适。于是我一路快走，刚过午就到了牧马池。正巧，在村口碰见了周赤萍主任，主任握着我的手说：小林同志，你好，难为你了，还没换衣服？我马上通知人给你送棉衣去！我刚刚住下，通信员就送来了棉衣和大衣……

殷先生，中国不是有句话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吗？您说，陈队长和老李这样的恩人我不是应该报答一下吗？

“您当时是叫小林宽澄，还是有别的什么名字吗？”我问道。

“噢，忘记说了，当时为了掩护我，上级给我起了一个中国名字叫张熙城，有人问起来，就说是广东人，不会说山东话”。

“小林先生，您是1955年归国的，这么多年为什么都没有去中国寻找恩人呢？”我刨根问底地问道。

“哎！刚归国忙于生计，还有日中友好的工作，一时没有想起这些事情来。特别是这两年，我在撰写回忆录《远方的彩虹》，好多往事像电影一样，一幕一幕闪现在脑海中。其中最多的就是陈队长一家和老李一家。我已经是88岁高龄了，去见马克思的日子也不会太久了。在有生之年我特别想见到战友和恩人，如果他们还能健在，也和我一样是将近90高龄的人啦！如果他们都去了天国，我也希望能够找到他们的后人，想到山东拜访他们，并到战友和恩人的墓地前去献上一束花。请您一定帮我查访一下吧……这是我画的印象图。”

说着，老人递给我他绘制的“印象草图”。

我被老人的真诚所感动，自然是满口答应，而且我很快委托北京办事处的赵秉英女士先打听一下，有无一个“高庄”。很快北京回消息说，有个高庄，现在已经改成“高庄镇”了。

老兵不平凡的简历

为了让读者帮忙寻找小林先生的战友和恩人，有必要将他的情况简单介绍一下：

小林宽澄，1919年9月2日出生，1940年6月被征兵入伍，短期训练后，被派到中国山东青岛附近，当了一名轻机枪手。1941年6月19日，他在的日军小分队到山区扫荡，中了八路军的伏击，日军死伤惨重，眼看快被八路军活捉，他自杀致使前额头负伤。伤后，被八路军山东纵队胶东支队的战士救护。在担架上又翻落到河里企图再一次自杀，却又被八路军救起。几经教育和学习，他认清日军的侵略本质，并主动参加了八路军。1942年3月调到山东纵队政治部敌工科工作。1942年6月115师与山东纵队合编为山东军区，司令员是罗荣恒，政委是黎玉。后来小林又调到鲁中军区政治部敌工科工作，政治部主任是周赤萍。

早在1941年8月19日，在小林宽澄的倡议下，与另外两名日本人成立了胶东地区的“觉醒联盟”。小林任秘书长和宣传部长，展开了印制传单、向日军据点喊话等反战活动。由于小林工作积极，机智勇敢，稍后被任命为“浜海觉醒联盟”支部长。

1943年春，“反战联盟山东支部”在牧马池村东一个广场上正式成立了各地支部，40余名日本人反战联盟会员参加。大会隆重而热烈，彩旗飘扬，锣鼓喧天，还有精彩的文艺演出。政治部主任肖华、政委黎玉都作了讲话和致辞。会后大家一起去鲁南军分区参观取经，受到军分区政委谷牧同志的热情接待。

1947年秋，小林奉命赶往东北参加解放战争。1955年复员回到日本。

亲爱的读者，您看了这篇文章之后，如有什么线索请致电：日本爽健堂驻北京办事处的赵秉英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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