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看民国的老报纸,一则旧消息触动了新闻人敏感的神经。1929年11月29日,刚刚出任日本驻华公使两个月的佐分利贞男,突然“自杀”了。
据《广州民国日报》1929年12月6日消息称,“日本驻华公使佐分利贞男,奉命来华,由沪北上后,即由朝鲜返国,请示修订中日新约方针。抵日尚未多日,忽厌世于二十九天明时,在箱根富士屋饭店开枪自杀身死。驻沪日本总领事署,即日下午已接到电报,极为惊骇。”报道中将其自杀原因归纳为“忽厌世”。“厌世”,又叫做悲观主义,是指一个人长期的精神状态。又何来“忽”?实在令人疑窦丛生。
1929年7月,由于张作霖被炸事件,日本田中义一内阁被迫解散,滨口雄幸内阁诞生。1929年8月,滨口雄幸内阁的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取消了佐分利就任驻苏大使的内部决定,改派其到中国做驻华公使,表面理由是缓解田中义一内阁时期恶化的对华外交。但佐分利精通英、法、德三国语言,却是不懂中文的。
据日本事件犯罪研究会编著的《明治、大正、昭和事件犯罪大辞典》记述,1929年11月28日深夜12点过后,佐分利手持一个小布包,出现在“富士屋旅馆”。女服务员安排其住进197号房间。当晚,佐分利要求女服务员上茶水和生鸡蛋,并且嘱咐她,要在29号的早晨6点半叫自己起床,7点让理发师来给自己修脸,因为自己要在上午10点15分返回东京,与农林大臣聚餐。
1929年11月29日早晨6点半前,女服务员来到197号房间前敲门,里面没有反应,于是叫来旅馆的经理。经理从窗户进入房间后发现,身穿睡袍的佐分利满脸是血的倒在床上。警方判断佐分利系“自杀”。理由是死者右手持枪,房间又几乎处于密室状态。
在这起“自杀”事件中,记者感到疑点有三。首先,房间并非密室,从窗户即可进入。该旅馆经理的行为证实了这一点。其次,据当时日媒报道,佐分利贞男是左撇子,但被发现时却是右手持枪。
最后,验尸报告一改再改。最初的报告上写的是,“死者右耳上有一个3厘米的创口,左耳后有一个7厘米的创口,因此断定子弹是从右耳上方射入,贯穿头部后进入死者枕头。”但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部却在解剖尸体时发现,“左边太阳穴上,有子弹贯穿时形成的焦糊痕迹,因此断定子弹是从左太阳穴射入。”
在佐分利“自杀”事件中,最不容忽视的,就是当时的中日关系。佐分利就任日本驻华公使前,曾进言首相滨口雄幸与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今后应走对华协调路线,不可过分干涉国民政府,将国民政府与欧洲国家一视同仁地对待。”此建议得到了首相及外务大臣的赞同,但却遭到了日本陆军的强烈反对。就在佐分利“自杀”后,滨口雄幸与币原喜重郎又迅速修改路线,变成与之前完全相反的“对华强硬”。
佐分利的接任人重光葵,曾在其回想录中透露,蒋介石对佐分利贞男相当信任,因此当佐分利“自杀”后,国民党政府的反应非常激烈。
在当时的日本国内,也有传闻称佐分利是死于日本陆军或日本右翼的暗杀。币原喜重郎也对佐分利的“自杀”持怀疑态度,还一度宣称,佐分利是死于抗日派中国人。
走“对华协调”路线的日本公使都被中国人暗杀,跟中国,果然只能来硬的。这,难道就是当时的日本要为日后的“对华强硬”路线变更铺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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