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游中国】仰望北京后圆恩寺胡同深处的文学灯塔

6月，北京的初夏自有北京的味道。离国日久的我踩着斑驳的树影，拐进交道口南大街后圆恩寺胡同，寻找那座藏在寻常巷陌中的文学殿堂——茅盾故居。

这座四合院青砖灰瓦的门楼并不起眼，如果不是门楣上悬挂着邓颖超题写的“茅盾故居”匾额，很容易就会错过。推开朱漆剥落的院门，时光仿佛倒流回上世纪七十年代。1974年，年近八旬的茅盾先生搬进这个小院，在这里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七年。

前院西侧是秘书室和厨房，东侧是客房。一棵老梨树斜倚在青砖墁地的庭院中央，枝干遒劲，想必见证过许多文学大家的来访。我想象着巴金、叶圣儒、曹禺等人踏着这样的树影走进院内，与先生促膝长谈的场景。

最引人注目的是北房三间，茅盾先生的书房兼卧室就在此处。推开雕花木门，一股淡淡的樟脑味混合着旧书特有的气息扑面而来。靠窗的书桌上，一支老式英雄钢笔静静躺在稿纸旁，仿佛主人只是暂时离开。玻璃板下压着先生亲笔书写的作息表：晨五时起，夜十时寝，其间密密麻麻排满了写作、阅读和会客的时间。这样的自律，难怪能在动荡岁月中完成《我走过的道路》这样的皇皇巨著。

书柜里整齐码放的中外文书籍令人惊叹。俄文版的《战争与和平》、英文原版《莎士比亚全集》、线装本《红楼梦》，书脊上的烫金字虽已暗淡，却仍闪耀着学者型作家的博学光芒。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几本日文书籍，让人想起先生在日本如同“红叶”般的经历。管理员告诉我，这些书都保持着原貌，连书签的位置都未曾移动。

东厢房辟为陈列室，玻璃展柜里躺着《子夜》的手稿。微微泛黄的宣纸上，蓝色墨水写就的字迹工整得近乎刻板，少有涂改。但细看会发现某些段落边角处有指甲大小的墨点——那是先生思考时无意识点下的停顿。在一页描写吴荪甫内心挣扎的段落旁，竟有泪痕晕开的痕迹。原来这位以理性分析见长的文学巨匠，写作时也会情难自已。说出来会让人笑话，自己当年上初中时，第一次在位于东河槽胡同的姑姑家阅读这本小说的时候，竟把它当做“性启蒙”的教材。

最动人的是一组家庭照片。年轻的茅盾与母亲在乌镇老宅前的合影，眼神中透着对文学的憧憬；中年时期与夫人孔德沚在重庆防空洞口的照片，相视一笑里藏着乱世夫妻的相濡以沫；晚年坐在院中藤椅上读书的背影，白发与梨花融为一体。这些影像串联起的不仅是个人的生命轨迹，更是一部缩微的中国现代史。

这座四合院后院比前院更为幽静。两株海棠，一架葡萄，还有那棵著名的梨树——茅盾在散文《雷雨前》中描写过的“梨树开白花”就是此树。如今花期已过，青梨初结，在阳光下泛着稚嫩的光泽。石桌上放着一个搪瓷杯，杯底残留着茶渍，恍如昨日还有人在此品茗。

坐在梨树下的石凳上，我忽然觉得小说《林家铺子》中描写的江南市镇与眼前这方北方院落奇妙地重叠起来。茅盾笔下的老通宝们，是否知道他们的创造者晚年生活在皇城根的胡同里？而那些充满社会剖析的小说，又是在怎样的心境下写就的？

一位住在隔壁的大妈拎着菜篮经过，告诉我她小时候常见“沈爷爷”（茅盾本姓沈）在胡同口散步。“总是穿着深色中山装，拄着拐杖，见到孩子就笑眯眯的。”谁能想到，这个看似普通的老人，曾用《春蚕》《秋收》《残冬》三部曲记录了中国农民的命运，用《腐蚀》揭露过战时重庆的黑暗。

与其他名人故居不同，茅盾故居没有过度修缮的痕迹。墙皮有些剥落，地砖也有裂缝，反而让人更能触摸到真实的历史质感。在卧室的床头柜上，还放着先生临终前阅读的《唐宋词选》，翻到李清照《声声慢》的那页。工作人员说，1981年3月27日清晨，他就是在这里安详离世的。

离开展厅前，我在留言簿上看到一段话：“在这个短视频时代重读《子夜》，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中国故事’。”确实，茅盾留下的不仅是文学作品，更是一种将个人命运与时代洪流紧密相连的写作精神。当我们在这座四合院里追寻他的足迹时，其实是在寻找文学与生活、历史与当下的连接点。

走出矛盾故居时，我闻到胡同里飘来炸酱面的香气，看到几个放学归来的孩子追逐着跑过。这平凡的人间烟火，或许正是先生当年伏案写作时，窗外传来的声音。文学终归要扎根在生活的土壤里，就像那棵老梨树，越是向下扎根，越能向上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