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笔谈：近代中日文人外交话语

汉文笔谈：文人交流之手段

隋唐时代，东亚汉字文化圈诞生。诸国文人通过书写汉字的方式沟通信息、传授知识，逐渐形成了东亚地区特有的跨语言、跨民族、跨文化的交际方式——汉文笔谈。“笔谈”文献形态多样，包括外交使节的诗文唱和与外交谈判，贸易人士的问情问询，宗教人士的巡礼问答，文人学者的汉文纪行，等等。

中日间的笔谈交流的文字记录可以追溯至公元607年，以小野妹子为首的遣隋使一行辗转停留南岳衡山之际，因话语不通，与衡山老僧以杖“书地而语”。以日本遣唐使制度的成熟为背景，日本僧人陆续渡海求法，成为笔谈的核心主体。宋元之时，不少日僧到中国旅游及巡礼，大抵也以笔谈进行交流。明代文人的渡海奔波，商船的往来交际，意外的海上漂流，笔谈交流以问答、问情等形式保存下来，涵盖名人古迹、民情风俗等多元信息。

清代初期笔谈交流的规模不断扩大，虽然地点主要局限于长崎、人员为赴日清人，但中日文化交流，尤其是汉方医学的交流通过笔谈依然繁盛。鸦片战争之后，以1871年《中日修好条规》的签订为契机，两国间人员往来日益频密，笔谈作为两国人士会面交流时的重要手段被广为采用，并留下了足以见证当时交流盛况的大量笔谈资料；甲午战争以后，随着中国留日学生、中国赴日考察官绅、受聘前来中国的日本教习等的加入，两国间掌握、精通对方国家语言者增多，从事翻译者增多，口语交流逐渐替代了笔谈交流的主流位置。然而笔谈并未退出历史舞台，而是在不同领域发挥着沟通桥梁的作用，近代东亚外交话语体系仍然以汉文为宗。

闭关之下：信息交换之途径

19世纪上半期，中日两国虽然都受限于闭关政策，尚未建立国家间的外交关系，但文化交流与人员往来并未中断，交流方式主要是民间贸易。由长崎、上海、香港三地链接起的中日交流舞台上，留下了不少以笔代舌、精彩纷呈的片段佳话。

中国的赴日人员以在长崎贸易的商人为主，他们带去的书籍与见闻成为日本了解世界的重要窗口；还有为躲避太平天国之乱赴日的民间人士，他们在探讨学术的同时，更为关注西方国家的东亚战略和清朝的应对政策。例如，1854 年，广东南海人罗森以汉文翻译官卫三畏助手的身份随着美国舰队从香港前往日本，其间不仅见证了日美交涉的过程，还与日本官僚、文人、学者、僧侣等人以笔代舌，展开深入交流。从日本回国后长居香港后，与跨海远行的日本使团成员继续笔谈交流。

相对地，来访中国的日本商船多停靠上海，透过这个颇富国际色彩的窗口，窥视西方文明的端倪，获得中国的最新信息。乘坐1862年到访上海的“千岁丸”来沪者多作纪行录，其中所见笔谈记录，是他们在沪期间积极与中国社会各阶层人士接触的凭证。

19世纪20—60年代是东亚世界受到西方冲击，中日两国尝试改革的转折期。开放与欧美各国贸易以后，德川幕府也开始寻求发展海外贸易，多次尝试与中国方面沟通无果。直到1868年两国政局趋于稳定后迎来实质性转折。从1870年以外务权大臣柳原前光为首的使节团转达日本希望与中国订约的请求，到1871年以大藏卿伊达宗城为首的日方谈判代表与李鸿章为首的清廷谈判代表开始正式谈判，笔谈交流贯穿始终。以签订《修好条规》为契机，两国互设使领馆，民间交流也得到保障，笔谈交流的规模和范围不断扩大，旅日使者的诗文外交随之登上历史舞台。

建交之后：诗文外交之基础

根据《中日修好条规》第四条“两国均可派秉权大臣并携带眷属随员，驻扎京师”的规定，明治政府于1873年2月派遣柳原前光为公使来华驻扎，而清廷遣驻日公使之事因同年日本入侵台湾，稍有推迟。后因日本爆发西南战争，最终于同年9月成行。一行赴任之初虽然遇到语言不通，翻译不足的问题，然而通过笔谈交流，与日本人士建立起友好关系，诗歌唱和盛况空前，宴会往还络绎不绝。

首届驻日公使馆员何如璋、黄遵宪与日本文人的笔谈交流因《大河内文书》的公开得以重现。《大河内文书》的时间跨度为1875至1881年，笔谈人员除了编纂者大河内辉声以及公使馆员外，还有不少周边的中日文人。对于出入异域的公使馆员而言，掌握当地情况的日本民间文人是重要的信息中介。这些民间文人大多受聘于日本的汉文学校，又为公使馆员搭建起了与日本文人学者的交流平台。

藉助笔谈进行外交交涉、展开诗文唱和既是中国驻日公使馆员，也是日本外交官员、民间人文访华期间的交流途径。1876年5月，以驻华使馆外交官的身份来访的竹添光鸿不仅在外交方面多有作为，因其汉学功底深厚，与中国学者文人多有诗文唱酬。

《中日修好条规》的签订客观上促进了中日间的人员往来，由于清同文馆早期未培养日语翻译，清外交官中极少有会日语者，而日本方面会汉语的外交官同样缺乏，故笔谈成为中日驻外使节在对方国家甚至第三国见面交流时的主要方式。这是笔谈交流规模得以扩大的客观原因，更为关键的主观原因在于明治维新以后西学全盛的背景之下，一部分日本知识人士追求汉文汉诗的热情。在传统文化交流形式延续的同时，东亚局势紧张不断升级，笔谈交流又笼罩了一层现实色彩，至下一阶段呈现出多样化特点。

甲午战后：主体目的之多元

甲午战争是中日两国态势乾坤颠倒的转折点：在败给昔日“蕞尔小国”的现实面前，中国人士不得不直面华夷秩序的崩裂，开始思考日本迅速变强的原因，大批考察团、留学生相继赴日。另一方面，日本人士开始思考中国是否已经沦为落后国家，日本是否已具备统管东亚的能力。来访中国的除了受聘教习以外，更多的是派遣人员，包括公务人员、学者记者、商人职员等，关注中国的程度不减，研究中国的热度不减。

随着各界交流不断深化，笔谈的主体和目的呈现多元化趋势。首先体现在日本涉华机构积极开展的联络工作中。时任陆军中佐副岛安正针对中国排日情绪高涨的情况，提出只有游说排日顽固派代表张之洞才能缓和中日关系的建议。于是，西村天囚被选拔前往中国，以其擅长的汉文为手段，使用笔谈开展工作。1899年春，副岛安正亲赴中国试探中日军事合作、共同抵制俄国的可能性，与刘坤一指派的代表陶森甲单独会面，进行笔谈。

1902年7月，宏文学院创始人嘉纳治五郎前往中国考察，与张之洞藉笔密谈政治局势和教育问题。同样是在1902年，62岁高龄的吴汝纶率大学堂提调绍英和荣勋等人在为期三个半月的考察中，虽有翻译在列，但仍多以笔谈交流。在办教育、治国学的风潮下，王国维、罗振玉等一代学人先后延请日本学者藤田丰八、田冈岭云进行翻译、教学工作，并通过他们结识了不少日本学者，笔谈是他们重要的交流方式。

笔谈不仅是访华日本人士的重要沟通手段，同时期赴日的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章太炎等人在日本的陈情、交心都离不开笔谈。在特定时期“中日联合”的共同关心下，中日知识人士之间围绕东亚之时局、中国之将来等问题话题不断。笔谈作为一种有效的沟通手段，搭建起了“民心相通”的平台。

民国以后：笔谈交流之延续

民国以后，号称“中国通”的后藤朝太郎在面向大众撰写的中国旅行指南中，结合自身经历明确指出，借助笔谈就能交流是一种极大的误解。笔谈交流失效的原因首先在于中国教育程度之差异，知识群体可以通过书写文字进行沟通，但当时大部分民众尚处于不识字的阶段；其次在于以普及教育为目标的背景下，中日两国相继推动文字改革，字形相异、字同意异的情况愈发凸显。另一方面，以中国留日学生以及受聘来华的日本教习为主体，两国间精通对方国家语言者增多，高素质翻译人才辈出，口谈逐渐替代笔谈的主流位置。

虽然笔谈交流的范围逐渐缩小，但并未就此退出历史舞台。汪精卫与近卫文麿的笔谈交流，流露出对中日关系的调整和国际局势的认知；东亚同文书院的中国调查报告中不同程度的笔谈交流记录依稀可循。然而，相较于前两个时期，民国时期笔谈交流中专业性片段性、的特点突出。片段性反映的情况是，笔谈往往是克服翻译不在场或话题艰涩时的被动选择。话题艰涩的情况下，笔谈交流亦可成为一种主动选择，交流的主体集中于学术界、文艺界、宗教界人士。因为对于汉学素养较高的知识人士而言，笔谈表达往往比口语翻译更为准确顺畅，这也是笔谈交流专业性特点凸显之原因，也是笔谈存在于千余年中日文化交流史的魅力之所在。（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日合作版《中日文化交流史》”阶段性成果。作者单位：郑州大学、浙江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