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日新思维”的回顾（下）

六，靖国问题：中日关系“雨过天晴”之后的悬念

不能不承认，“对日新思维”在近年来遇到了大大超出预想的严厉批判和压力。特别是由于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年年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激起了中国民众的强烈反对，一部分人迁怒于主张改善中日关系的“新思维”论者，致使“新思维”论者感受到极大压力，陷入到十分被动、尴尬的境地，尤其是马、时等人在网络及部分媒体上被痛斥为“汉奸”、“卖国贼”，一时间“对日新思维”的提法在中国媒体上也几乎绝迹。然而，这决非意味着对日关系的思考的停止，恰恰相反，在一批对中国的国家利益及其所处的国际环境有着深刻理解的国际问题学者和退休外交官之间，“对日新思维”不但依然健在而且日趋活跃（当然不仅限于在媒体上发表），他们在理性地、与时俱进地研究日本和对日关系的基础上，继续不断地通过各种途径发表自己的见解。

最近，以日本首相换届为契机，中日关系出现了“解冻”的局面，2006年10月8日安倍首相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之后，两国在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对话和交流日趋活跃，中日关系出现好转，得到了中日两国人民的欢迎和支持。

尽管如此，人们至今仍在担心安倍首相在靖国问题上的暧昧态度，有可能导致靖国问题再次对中日关系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

“对日新思维”论者明确反对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这是因为在过去日本对中国及亚洲各国发动侵略战争和实施殖民统治问题上，我们坚持“区分论”，反对“不加区分论”。

从中国方面来讲，鉴于那场战争的长期性与残酷性，中国领导人在战争结束后一再强调“将少数日本军国主义与广大日本人民区分开来”，强调那场战争是少数当权的军国主义者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而不是“民族对民族”的战争，其用意显然是旨在防止出现中日两大民族之间的仇恨和对立长期难以消除的局面。然而，前首相小泉作为一国的代表年年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军国主义者的代表）的靖国神社，颠覆了“区分论”，助长了“不加区分论”，刺激了中日两国部分民众中间的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即一方面在中国出现了少数民众将日本人都当作“日本鬼子”的“反日”情绪和过激言行，另一方面在日本则出现了“国家与国民一体同心”的“大东亚战争史观”的回潮。

中国领导人的“区分论”显然不是所谓“阶级论”，中国领导人强调的是区分“军国主义者”和“人民”，并没有将“人民”划分为“阶级”的意思。与此同时，人们注意到二战后欧美等反法西斯国家也同样采取了“区分论”的立场。

近年来，随着日本国内围绕靖国问题的争论的展开，越来越多的日本国民从宪法有关“政教分离”（这应该说是近代国家的基本原则）的规定和维护日本外交利益的角度出发，明确表示不赞成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在政治家中间也出现了“分祭论”等各种谋求解决靖国问题的意见，这意味着“区分论”日益成为中日两国民众的共识，从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日本的“对中新思维”的体现（尽管日本并没有出现以“对中新思维”的著作和论文，但是不少日本媒体工作者和学者曾经一再表示“日本也需要‘对中新思维’”，最近，笔者收到了一位日本外交官发给笔者的论文，对“日中两国领导人的战略新思维”做了深刻的分析，特别指出在安倍首相访华后发表的公报中，中日双方首次在两国关系上使用了“战略”的提法）。

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中日关系发展是一个“互动”过程，是需要双方都来努力的共同事业。中国需要对日新思维，日本在对华关系上也应克服各种心理的和政治的障碍，同样需要“对中新思维”；中国需要“与时俱进”，日本也不应该“与时不进”；中国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同样需要日本以善相报，不要误读中方诚意；只有当中日双方都做到“与邻为善，以邻为伴”，中日关系才能真正达到“为善为伴”的境界，进入一个互惠双赢的新阶段。

总之，“对日新思维”论者坚信改善和发展中日关系才真正代表和体现了中国的主流民意。中日两国是“搬不开的邻居”，邻居之间相安无事、相互帮助，避免成天吵架，鸡犬不宁，这显然是两国民众的普遍的朴素的愿望。“新思维”论者坚定相信，中国政府的对日政策一定会充分反映和体现中国真正的主流民意。（本文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