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中的本土性与全球性

2022年9月，区域国别学被正式纳入交叉学科门类的一级学科目录，标志着完成了从研究领域到学科建制化的升级转型，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也就上升为学科发展的核心命题。笔者认为，要实现学科知识的自主生产，其着力点在于发掘知识生产的本土特色，以及深度融入全球互构的知识生产环境。由此，在解构西方知识霸权的同时，推动不同文明之间区域国别学知识的相融相通，以“和而不同”理念构建区域国别学的全球性知识共生网络，从而在中国区域国别学摆脱西方中心主义而实现知识独立的基础上，也能避免陷入“中国—世界”的二元对立困境，进而实现从构建知识体系的自信与自觉，再到构建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基底的跨文明知识共同体的飞跃。

那么该如何构建中国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生产体系的本土性与全球性呢？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

一、以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实践为知识生产基点

构建中国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应立足于中国对外工作的历史经验与当代实践。新时代中国全球治理实践及深化，更是当代区域国别学知识体系构建的重要现实田野与原初动力，这要求研究者应注意以下三点：

第一，问题意识本土化。既要从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实践痛点中提炼真问题，也要从中国国内卓有成效的治理实践中提炼可供他国借鉴的经验，在总结国内外相关治理经验、回应实践问题的基础上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国区域国别学知识。尤其是中国国内成功的治理经验，譬如精准扶贫等工作经验亦可作为发展型治理模板推广至国际社会，融入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为中国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创造更加丰富的理论生成素材。

第二，知识生产场景化。其核心在于将中国与特定区域或国家的互动实践转化为理论提炼与创新的田野，譬如以中非产能合作机制等具体场域为观察样本，通过“实践经验—理论提炼—实践验证（政策应用）—理论更新”的循环机制，实现知识生产从经验层面向学理层面的发展。

第三，批判西方中心主义。中国区域国别学知识体系的自主性构建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中西方文明对话语境下的范式革命。首先在于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的认知定式，其次在于摆脱“概念移植”的知识生产低阶模式，譬如避免将具有中国特色的“全过程民主”阉割为西方选举民主的补充性阐释，最终建立中西方文明平等对话的学理性话语体系。值得关注的是，西方知识霸权的危害之一就是阻碍实现中西方之间有效的学术对话，以中国“人类命运共同体”治理理念为例，其中蕴含“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讲信修睦，协和万邦”的中国哲学智慧，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理念贡献，但是在西方语境中难以理解，甚至被误解为中国争霸的话语表达。我们需要在西方语境中加以解释，让西方世界真正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应有之意，同时理论界也应对这一中国理念、中国实践形成相对完整的理论解析。这也正是当前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意义。

总之，基于“取之于本土实践，用之于本土实践”的知识生产逻辑，中国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应遵循两大路径。一是基于中国业已广泛开展的外交实践，从中选取能代表中国治理智慧与外交理念的典型案例，通过典型个案研究分别从基础概念、知识逻辑和知识框架等层面提供中国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本土素材，进而探索其“为什么能”与“何以能”的本质问题，生成独具中国智慧的探索性或者解释性的区域国别学理论。二是同样基于中国对外工作实践，然而强调实践过程中田野调查与实务工作经验的积累，以及新经验对旧经验的扬弃，在多个案例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比异同而总结规律，生成描述性的中国区域国别学理论。经由上述两条路径生成的区域国别学理论知识最终反哺实践，服务于国家对外政策。

二、以互构共生为知识生产的演进动向

区域国别学知识自主性构建的深层动力源自中国与世界关系的递进与演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日益紧密，随着中国对全球治理事务参与度的不断提升，全球化进程中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跨文明对话属性也在不断增强，这要求研究者应注意推动知识生产范式的全球化转型，既需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的认知桎梏，又需构建基于跨文明知识互构的新型方法体系，从而构建兼具本土特色与全球普遍性规律的知识体系。

所谓“互构”即指文明体系内外要素以及各类文明主体之间通过交互形塑而实现一种知识生产的共生演进机制。该过程并非否认或消解矛盾对立，而是通过主体间协商共建，在差异化诉求中探寻共识最大化的实现路径。因此，深入阐释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知识体系，不仅对于解构“文明优劣论”“文明冲突论”，形成学科知识生产自主意识，以及对于破解全球治理失序难题、加强和改善中国对外关系等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具体而言，首先，应构建全球层面的跨文明知识整合机制，解构单一文明的知识霸权，在文明对话中实现认知重构，通过跨文明交流而实现知识体系迭代，改变既有知识结构，以激发创造性知识增量，从而在完成中华文明基因的现代性与全球性转化的基础上，实现知识体系的自主性发掘。通过文明间知识互构实现理论创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批判性继承以避免陷入“文化中心主义”的误区，借助马克思主义实现对传统理念的创新性改造，以融入全球知识话语体系。其次，将这些知识同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实践智慧相结合，形成兼具文化主体性与全球互构性的知识生产模式，最终为区域国别学领域的“中国特色学派”提供话语工具。在此过程中，跨文明互动被视为一种动态的关系场域，不同文明主体通过知识对话而不断重塑彼此的认知边界，以跨主体性的互动关系调和文明冲突，进而在应对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危机等全球性挑战时，形成基于共生演化逻辑的区域国别学跨文明知识生产路径。

总而言之，我们需要明确，强调中国区域国别学知识体系的中国特色要兼顾全球性视野，应在跨文明主体的学术交流中，在推动中华文明基因现代化与全球化转型进程中自然而然地生成其内生性特质。因此，摆脱依附绝非封闭排外的理论独白，强调知识体系自主性亦并非与社会科学知识生产与发展的一般性规律相悖，而是应在中西方学科理论对话，以及本土特色和人类社会发展与治理的统一性、一致性知识构建中找到平衡。

综上所述，中国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需要实现三重突破，一是在认知上，需要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知识生产结构，并超越“西方传统理论与中国案例补充”的套用模式。二是在方法上，也即在知识生产路径上，要兼顾中国的本土特色与当前区域国别学的全球理论知识背景，以典型个案为切入点，基于实务工作经验与田野调查研究提炼中国本土理论，并且突出研究方法的本土适切性。三是在价值理念上，要彰显中华文明的包容性特质，从“文明冲突”到“知识共同体”，形成全球区域国别学知识共生网络构建者的主体自觉，服务于国家的治理需求，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知识生产目标，进而在理论层面与实践层面形成具有全球解释力的新型知识范式。最终构建出具有文明互鉴特质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并以此为基础塑造出多元共生的全球知识生态，通过知识体系的去中心化消解文明冲突的认知根源，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构建中，以及在中国社会科学知识体系新范式的构建中，做出中国区域国别学的独特贡献。（作者刘昌明系山东大学山东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主任、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李柳镜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