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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林徽因，那就是“美”；若用两个字，那就是“美好”；三个字，“真美好”；四个字，“真善美好”。
林徽因是我的杭州老乡。1904年6月10日，在那个人间的五月天，林徽因出生于杭州陆官巷，通常的说法是，她5岁时迁居到旁边的蔡官巷。今日的杭州，陆官巷已然消失，还好蔡官巷依然保留着。在这两条宁静的小巷中，林徽因度过了幸福的童年。
整整120年的时光度过，如今我们迎来了林徽因先生诞辰120周年。2024年的6月10日，恰逢甲辰年端午节，属于“青龙端午”，被称为是“六十年一遇的‘龙中之龙’大吉之日”。
杭州以及全国多地，都纷纷举办温馨美好的纪念林徽因诞辰120周年的活动。
6月8日，杭州徐志摩纪念馆举办了“林徽音先生学术研讨座谈会”，以及“你是人间四月天第五届新月诗会——林徽音和徐志摩的知己情”活动。徐志摩纪念馆馆长罗烈洪一直坚持用“林徽音”原名而非“林徽因”，因为徐志摩当年认识的是改名前的“林徽音”。
6月9日，杭州上城区清波街道和杭州飞鸿书院等单位，联合主办“再见徽因——纪念林徽因先生诞辰120周年”活动，特别举办讲座《林徽因：从旧庭院走进新世界，一曲凄美的挽歌……》，飞鸿书院“山长”、文物鉴赏家李飞联合著名女作家陈曼冬等，一起告诉大家一个真实的林徽因。
以一个时间节点来进行纪念活动，是具有仪式感的；但更重要的一切，在仪式之外，在永恒的时间里。
▲“再见徽因——纪念林徽因先生诞辰120周年”活动海报。
在蔡官巷，当地的清波街道此前修绘了林徽因生平事迹故事墙，这里成了杭州一个新的文化品质打卡点，这两天来这里探访的人比平常多了不少。6月9日，我也专门去拜访了一下。蔡官巷位于云居山下，北起清波街，南折东通四宜路，路长仅两百余米，不远处就是杭州地标吴山。因为明代有一姓蔡的武将居于此，民国时称蔡官巷。
▲蔡官巷林徽因生平事迹墙绘一角。 徐迅雷摄于2024年6月9日
杭州有学者经研究认为，林徽因故居应在陆官巷和蔡官巷转角处，不过早已不存；而整条蔡官巷只剩下23号这一栋老宅，便成了追慕者“默认”的林徽因故居了。唐代大书法家褚遂良也出生于杭州清波这一带，林徽因的书法也有褚遂良的风格。
▲林徽因的书法有褚遂良的风格。
先生长歌，百年远梦。6月10日，读库邀请“建筑史诗”系列作者王南在江苏南通阅读基地举办讲座《重走林徽因古建考察之路》，同时拉开了“余音绕梁——林徽因的建筑之路”纪念展序幕……
筑。建筑之路，也是筑爱之路，筑暖之路，筑美之路，筑善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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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徽因本名林徽音，是她父亲林长民所取，典故出自《诗经·大雅·思齐》中的“大姒嗣徽音，则百斯男”。20世纪30年代上海有个无聊的男作家叫林微音，为了避免混淆，林徽音于1935年只得改名为林徽因。
林徽因的一生，短暂而璀璨。依据学者曹汛所著的《林徽音先生年谱》（文津出版社2022年7月第1版），林徽因51年的人生经历关键节点如下：
1912年随家人迁居上海；1914年迁居北京；1916年与表姐们同入英国教会办的培华女子中学；1920年陪父亲去欧洲考察。
▲1916年的合影，在英国教会办的北京培华女中，照片中的女孩是12岁的林徽因（右一）和她的三位表姐。那时林徽因还没有出国，也没有认识徐志摩。
1922年与梁思成婚事“已有成言”；1924年4月至5月接待印度圣诗泰戈尔访华，6月与梁思成赴美留学——距今恰好一百年；1927年9月从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获得美术学士学位；1928年3月与梁思成在加拿大渥太华成婚，之后赴欧洲旅行度蜜月，8月回国，担任东北大学建筑系教授。
▲1927年9月，林徽因从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获得美术学士学位。
1930年加入中国营造学社；1931年回北平养病，6月25日全家定居北总布胡同；1931至1937年，与梁思成一起投身古建筑研究工作，不辞辛苦地赴各地测绘考察，发表多篇重要论文，业余完成若干文学作品，还为杂志设计封面；1937年7月，与学社同仁一起发现五台山佛光寺大殿为唐代建筑遗存，此后因为抗战爆发而辗转迁徙到后方。
1938年抵达昆明，担任西南联大新校舍设计顾问；1940年迁至四川李庄，生活极端困苦，病痛缠身，却矢志不渝；1946年全家回到北平，在清华大学校园安家，协助创立建筑系。
1949年新中国成立，继续担任清华大学教授，主持设计国徽；1950年研究恢复景泰蓝工艺；1952年，负责设计人民纪念碑花饰图案；1954年被选为北京市人大代表，带病出席会议，在会上慷慨陈词，力主保护北京古建筑；1955年病重住院，4月1日凌晨逝世。
▲曹汛著《林徽音先生年谱》封面。
梁思成、林徽因是“无问西东”的一代精英，几百年里出一个，几亿人中出一人。
林徽因是典型的“文艺复兴式”的通才。张清平所著的《林徽因传》（中华书局2016年1月第1版）一书，对林徽因的概括最为精到：
她是著名的建筑学家，与丈夫梁思成实地勘察古代建筑遗构，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
她是才华横溢的美术家，参与设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主持挽救景泰蓝传统工艺。
她是作家，创作诗歌、小说、散文及戏剧，作品被收人西南联大国文教材。
她是理想中的灵魂伴侣，现实中的患难妻子。她是生活中可以倾谈的知己和朋友。
她是一道风景，出现在许多人的生命中，也定格于一个属于她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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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徽音先生年谱》今后若要修订，那么，得加上一条：
2024年5月18日，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设计学院（原艺术学院）在毕业典礼上，向林徽因颁发迟到的建筑学学士学位。这一年，迎来林徽因诞辰120周年、入学宾大100周年。
这一破天荒的消息，轰动了世界教育界。
这是林徽因的“费城故事”，她为建筑的求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在著名的费城，费城别称“友爱之城”，是宾夕法尼亚州最大城市，也是美国最老、最具历史意义的城市之一，1790-1800年，在华盛顿建市前，曾是美国的首都。
宾夕法尼亚大学是一所私立研究型大学，常春藤盟校之一，美国大学协会创始成员，全球大学校长论坛成员。
2023年6月22日，宾大设计学院弗里茨院长宣布，补授林徽因学位的动议经校长正式批准。林徽因女儿梁再冰得知消息后很激动：“我的母亲用自己的一生证明了她是一位出色的建筑学家。”
“一百年前，1924年，一位年轻女性从上海，经伦敦、伊萨卡（康奈尔大学所在地）来到费城。她的名字叫林徽因。她那年20岁，和她的伴侣梁思成一样，对建筑学满腔热忱。”在典礼上，弗里茨院长深情致辞，“作为一名天才的作家和艺术家，她暂且搁置了文学研究，来这里师从保罗·克瑞⋯⋯林徽因不但对中国，而且对全世界的建筑界有持久的影响。”在宾大眼里，林徽因是中国杰出的建筑师、诗人、艺术家和历史保护主义者。
林徽因之所以决意进入宾大建筑系，是因为1920年她随父亲游历欧洲，在伦敦受到房东、一位女建筑师的影响，遂立志学习建筑学。当时宾大建筑系声名显赫，在全美是最顶尖的。当然，很重要的是她希望和梁思成成为同窗同学。
▲留学美国期间，林徽因（前左）、梁思成（前右）和朋友在一起。
然而，当年的宾大建筑系不招收女学生，这是校董会的规定。1923年12月，宾大艺术学院院长赖尔德发出了拒绝信后，身为外交官的父亲林长民联系了中国驻美大使馆，使馆致信宾大，希望建筑系能够通融通融录取林徽因。
但是，人家宾大建筑系铁面无私。林徽因只能退而求其次：在美术系的学习为“正业”，在建筑系的学习为“副业”，一人读两个人的书、干两个人的活。
天才就是天才，何况林徽因非常勤奋刻苦。将近3年之后，林徽因修满了宾大美术系必修的学分，顺利毕业，获得了艺术学位。她身披学士袍、面带微笑的照片，登上了1927年2月24日《纽约时报》副刊：“艺术学士林徽因，来自中国北京，在宾大获得学术荣誉。”与此同时，她也完成了建筑系的学分，成绩与志同道合的梁思成不相上下，只是没有学位证书而已。
▲林徽因留学宾夕法尼亚大学时的成绩单。
学到真本事永远是最要紧的。著名史学大师陈寅恪学富五车，不也是没有学位吗？当年还是最有眼光的梁启超向清华大学推荐青年陈寅恪去做教授。
林徽因的成绩单，保存在宾大设计学院档案馆，从中可见，她的课业负担相当重。但是，林徽因的才华与毅力是惊人的，成绩可好了，完全不输男生，比如1925年春季学期，她选了10门课，共22个学分，取得了3个优5个良的好成绩。而也是这一年，林徽因父亲林长民担任奉系将领郭松龄幕僚，参与讨伐张作霖的战事，被流弹击中不幸身亡……
时光不紧不慢地走到了2022年1月，《中国建造：现代建筑百年对话》的展览，在宾大设计学院开幕。在一组长达15英尺的中国留学生的黑白照片中，林徽因是唯一的女性，也是唯一未能拿到建筑学位的学生。这引起了设计学院院长弗里茨·斯坦纳（Frederick Steiner）的注意。他是一个很认真很细致的人。他和他的团队经过认真研究，明了林徽因仅仅因为她是一名女性而没有获得建筑学的学位，于是开始了一场纠错行动。
百年前美国的高等教育，在某些方面的观念理念原来还是这么的落后。一直到了林徽因入学整整10年后的1934年秋季，宾大建筑系才开始招收女生。
试想，如果林徽因后来在建筑领域没有取得那么大的成就，宾大还会补授她建筑学学士学位吗？还真不好说。
斯人已逝。5月18日，林徽因外孙女于葵，在万千感慨中，从弗里茨院长手中接过迟来的学位证书。
▲2024年5月18日，林徽因外孙女于葵接过迟来的学位证书。
“你仍得相信，山谷中留着，有那回音！”林徽因的“费城故事”和“山谷回音”，成为了人类教育史上的一桩美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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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对于梁思成林徽因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在3月的春阳里，梁思成与林徽因在加拿大渥太华成婚，之后两人赴欧洲旅行度蜜月。
▲1928年4月，林徽因与梁思成新婚燕尔、蜜月旅行，在罗马参观西方建筑。
这一年的8月，他们回国了。
东北大学于1923年诞生于白山黑水间，校长是张学良兼任的。张学良办学还是有两把刷子的，他启用了一批年轻人，逐步扩充革新学校建制，设立了文学院、法学院、理学院、工学院。1928年7月，工学院增设了建筑系——成为当年全国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建筑系。接下来顺理成章的是，归国的梁思成、林徽因应聘到东北大学建筑学系担任教授。
梁林夫妇由此开启了中国近代史上建筑教育的新纪元。梁思成既当系主任，又当主力教师；既当学者，又当勤务员，系里的大事小事他都操心筹划。林徽因主讲美术与建筑设计课程，在上第一堂课时，她把学生带到沈阳故宫的大清门前，以现存的古建筑作教具，让大家从这座宫廷建筑的外部去感受建筑与美的关系……
林徽因既当教师，又当丈夫的助手，那时她已怀孕，次年1929年女儿梁再冰出生。林徽因教学任务繁重，不仅经常与梁思成一起到北陵测绘各种古建筑，还常常给学生补习英语，天天忙到深夜。
可惜的是，这个中国第一个建筑系仅仅在沈阳存在了3年。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了东三省，东北大学踏上了流亡的征程。但就是这短短的3年时间，建筑系就已经培养了刘致平、刘鸿典、张溥、赵正之等一批卓有成就的建筑学大师。1931年，梁思成林徽因结束了这一学年的课程后，不得不辞去东北大学的教职，回到北平。
早在12世纪初，中国就有一部完备的建筑术书《营造法式》，那是宋代李诫创作的建筑学著作，是一部最为完整的建筑设计和施工的规范书，但后人见之如读天书。梁思成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读大二那年，收到父亲梁启超寄给他的《营造法式》，从那时起，破解这本天书，研究中国建筑史，就成为梁思成的梦想和执着的追求。
与《营造法式》相呼应的是，1930年2月，北洋政府时期的官员、学者、实业家朱启钤创办了中国营造学社，这是中国第一个专门研究古代建筑的民间学术机构。《营造法式》就是朱启钤发现后重新印刷发行的，所以有眼光、有远见的他，发起成立了中国营造学社。梁思成林徽因都加入了中国营造学社。梁思成任法式部主任，林徽因任校理。法式部，最大的任务是研究《营造法式》。
▲梁思成、林徽因加入中国营造学社后，1931年于北平合影。
中国营造学社是非常务实的，他们“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进行古代建筑实例的调查、研究和测绘，从事文献资料搜集、整理和研究，编辑出版《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直到1946年停止活动，为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作出重大贡献。
2021年5月，作为中国营造学社旧藏的重要资料，一本1937年2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大唐西域记》重新发现，引发关注。书中有圈点或批注的上百处，是数百处唐代建筑及地名的手迹。专家认为，这是梁思成、林徽因的圈阅批注，也是首次发现林徽因在相关文献上作圈点及批注。同时，在该书的扉页、内页，分别钤盖有三枚庄严精美的“中国营造学社”朱红印章。
酷爱中国古代建筑的梁思成说得好：“中国建筑之个性乃即我民族之性格，即我艺术及思想特殊之一部，非但在其结构本身之材质方法而已。”
梁思成、林徽因和营造学社同仁一起，“坐火车、汽车、独轮车，骑毛驴，风尘颠簸，寂寞走访山林、庙堂、乡村，寻找那些被战火摧残、被时代遗忘的古代建筑，体会中华民族蕴含在建筑中的美和对幸福生活的寄托”。
只为途中与你相见！
▲1933年，林徽因在河北正定开元寺考察。
梁思成怀着抢救之心，巴不得测绘得越精细越好，即使古建筑被毁，亦能根据测绘图原样重建，这就诞生了令人叹为观止的“梁思成手绘图”。最让人痛心的是，为避战火，测绘数据和手绘图存入天津英资麦加利银行，竟因1939年的水患而致多数损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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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林徽因在15年间对190个县2738处古建进行了调查，他们对众多的珍贵古迹和国宝进行了研究、拍摄、记录，终其一生致力于中国古建的研究和保护。他们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为祖国贡献了毕生的精力、智慧和才华。”这是记录在《梁》（梁思成著，林洙编，中国青年出版社2014年4月第1版）这本精美的书籍中的数字和评价（详见该书第39页）。
▲梁思成著、林洙编的《梁》一书封面。
1934年10月，应浙江省建设厅厅长曾养甫的邀请，林徽因回到了故乡杭州。她和梁思成一起，勘测了六和塔、闸口白塔和灵隐寺双石塔。
屹立在钱塘江畔的六和塔，建于北宋开宝三年（970），是吴越王钱俶为了镇压每年8月惊涛拍岸的钱塘江潮而修筑，六和塔是木塔，共9层，高50余丈，是宋代木结构建筑的经典之作。梁林对照1933年考察的应县木塔，按《营造法式》上的标准，给六和塔出了张“整容效果图”。不过，随着抗战爆发，这个方案搁置了。
完成该项工作后，他们又赴浙南宣平（原处州府辖县，后撤销）陶村调查延福寺，鉴定为元代建筑。梁思成、林徽因在延福寺9天，吃住在寺院，对延福寺的建筑布局与形制进行了拍摄、丈量、记录、测绘，对大殿的月梁、斗拱、梭柱、柱质等进行了细致全面的考察研究。
▲1934年林徽因在浙江宣平陶村延福寺大殿考察。
林徽因把这样的“田野考察”称为“辗转于天堂和地狱之间”，然而一旦发现精美奇特的构造，看到“艺术和人文景物的美的色彩”，仿佛又置身快乐的天堂……
▲1936年6月，林徽因在测绘山东兖州兴隆寺塔。
其中最重要的是，1937年6月，他们发现了国内唯一的唐代木结构建筑——山西五台山佛光寺，而林徽因为确定大殿年代立下头功。
▲山西五台山佛光寺大殿外观。
几乎在所有的《林徽因传》中，都会浓墨重彩地描述那个华彩乐章。
林杉所著的《林徽因传》（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21年8月第1版），曾被评为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优秀作品，书中专门有一节的标题是《她那双好眼力》，就是讲林徽因对佛光寺的发现的。开头的段落，是极富文学色彩的描述，给人深刻印象：
五百里钟声撞不醒一个泱泱佛国的长梦。
那一脉云横九派的苍茫，那一脉烟笼雾锁的蓊郁，那一脉松风丹霞的灵秀，浮沉在五百里五台清幽的鼻鼾声中。
五百里伽蓝盛景，五百里文殊道场，五百里佛刹棋布，钟一声，磬一声，无尽的丛林显得异常淡泊。
东台望海峰，西台挂月峰，南台锦绣峰，北台叶斗峰，中台翠岩峰，五峰竞秀。万绿丛中，不时闪出一座座寺院琉璃瓦的飞檐，在阳光下金碧辉煌。塔的群落中，舍利塔凝脂砌玉，超凡脱俗，托举起一种神秘的力量。这是命运与日月星光同存于世的意兴，让灵魂逾越更为高峻的峰岭。
佛光寺独立黄昏。古木参天，掩映着巍峨的殿阁，山门深深，幽闭着青灯佛卷，墓塔林留住晚照，迎迓着筚路蓝缕的造访者。
（详见该书第214页）
张清平在《林徽因传》中，则是冷静而清晰地交待了五台山佛光寺最初线索的获得：
几年的野外考察中，思成、徽因和营造学社的同仁们有了很多古建筑的重要发现。可在这些成果中，建筑年代最早的木结构建筑仍是学社初期调查的蓟县独乐寺、应县木塔等宋辽时期的建筑。当时的日本建筑学界做出了这样的断言：中国已不存在唐代的木结构建筑，要看这样的实物，只有到日本奈良去。
一天，思成细细地读着英国人伯希和的《敦煌石窟图录》，这本书他已翻看过多次。这一次，有两幅壁画吸引了他的注意。壁画中描绘了佛教圣地五台山的全景，每座寺庙都标注了名称。其中，地处五台山外围的大佛光寺标注说明建于唐代。他又特意到北京图书馆查阅了《清凉山（五台山）志》，其中有关于佛光寺的文字记载。
思成记下了这一切。他对徽因分析道：佛光寺不在五台山台怀这个中心区，交通不便，进香的信徒少，寺僧必定贫寒。那么，他们没有力量去修理改建寺庙，古建筑的原貌也许侥幸能保存下来。不过，从唐代到如今这么多朝代都灰飞烟灭了，天灾人祸中，一个寺庙的命运谁又能说得了呢？
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决定到五台山去碰碰运气。
1937年6月，思成、徽因和营造学社的莫宗江、纪玉堂一起，前往五台山寻找佛光寺……
（详见该书第221-222页）
▲张清平著《林徽因传》封面。
《敦煌石窟图录》一书中的两幅壁画，是关键线索。这里有个细节错误，著有该书的伯希和，不是英国人，而是法国人。
保罗·伯希和，著名的法国汉学家、探险家，他既是学者，也是文化掠夺者。继英国探险家斯坦因后，伯希和于1908年来到敦煌莫高窟，以500两白银的价码，从王圆箓道士手中买走了藏经洞中的6000多卷精品写本和部分画卷，运回了巴黎。之后出版了煌煌六大卷的《敦煌石窟图录》。
▲这张照片，记录了伯希和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拣选经书的画面。
发现线索，就去寻找。梁思成林徽因其实也是“探险家”。那是1937年“七七事变”前夕一次载入史册的考察探访。通往偏僻的佛光寺的路，其实是“行路难”，但这难不倒他们，梁思成《最后的华北之行，五台山》一文（详见《梁》一书第175-182页），写得风轻云淡：
五台山是文殊师利菩萨（中国人称为文殊菩萨）的道场，远自唐代即为中国的佛教圣地。逾千年来，豪门贵族施功德的珍宝已遍布山中庙宇。因此，殿阁不断重修，涂金与油彩闪亮耀目，每年有二到三次香客云集。但在群山外缘，时髦照顾不到的地方，寒素的寺僧们负担不起大规模的修建工程，或能找到未经触动的遗构。于是，1937年6月，我自北平首途五台山。
从太原驱车约80英里路到东冶，我们换乘骡车，取僻径进入五台。南台之外去豆村3英里许，我们进入了佛光寺的山门。这座宏伟巨刹建于山麓的高大台基上，门前大天井环立古松二十余株。殿仅一层，斗拱巨大、有力、简单，出檐深远……
佛光寺大殿因为是唐代木建筑，所以梁思成称它“诚我国第一国宝也”。
▲梁思成手绘五台山佛光寺大殿。
▲佛光寺大殿佛坛唐塑全景。
因为具有诗人与文学家的气质，因此林徽因对建筑艺术有一种特殊的敏感性。那么，她是如何最先发现并确定佛光寺大殿的年代，并且第一个发现这座最珍贵的古刹是由一位女性捐献的呢？该文记录最真切：
……我们分析，如果面前这些塑像是幸存的唐代泥塑，则其头顶的建筑就只可能是唐代原构。显然，殿内任何东西在重建中都会毁于一旦。
次日，我们开始仔细调查整个建筑群。斗拱、梁枋、变幻的平暗（即天花板）、石雕柱础，都被我们急切地检查一过。它们均明确无疑地显示出晚唐特征，但那还不是最奇特处。当我们爬进平暗上的黑暗空间时，我大为惊讶地发现，屋顶梁架作法仅见于唐代壁画，此前我从未亲睹实物……
平暗上的“阁楼”里，上千蝙蝠丛生于脊桁四周，如同厚敷其上的一层鱼子酱，竟至于无法看见上面可能标明的年代……
在大殿工作的第三天。我的妻子注意到，在一根梁底有非常微弱的墨迹——它蒙尘很厚，模糊难辨。但是这个发现在我们中间就像电光一闪。我们最乐意在梁上或在旁边的碑石上读到建筑的确切年代……必须在价值连城的佛像之间搭造灵活的脚手架，以接近那些有字的梁。而在我们得以靠近上面由建殿匠人写下的启示性文字之前，这些梁本身也需要用毛巾清水洗净。但是这里远离人烟，人手难觅。等待做出必需的安排之际，我的妻子尽心地投入了工作。她把头弯成最难受的姿势，急切地从下面各种角度审视着这些梁。费力地试了几次以后，她读出了一些不确切的人名，附带有唐代的冗长官衔。但是最重要的名字位于最右边一根梁上，只能读出一部分：“佛殿主上都送供女弟子宁公遇。”她，一位女性，第一个发现这座最珍贵的中国古刹是由一位女性捐建的，这似乎太不可能是个巧合。当时她担心自己的想象力太活跃，读错了那些难辨的字。她离开大殿，到阶前重新查对立在那里的石经幢。她记得曾看见上面有一列带官衔的名字，与梁上写着的那些有点相仿。她希望能够找到一个确切的名字。于一长串显贵的名字间，她大喜过望地清晰辨认出了同样的一句：“女弟子佛殿主宁公遇。”
这个经幢的纪年为“唐大中十一年”，即公元857年。
……经年搜求中，这是我们至今所遇唯一的唐代木构建筑。
有的人是“梁上君子”，而林徽因是“梁上女子”，更是“良善女子”。与梁思成的近视眼不同，林徽因是远视眼，远一点的细节，她发现得更早，看得更清楚。她看清了佛殿女施主，名叫“宁公遇”。“宁公遇”这名字好啊，“宁愿让为公之人遇到”是也。
▲佛光寺大殿北次间梁上题记：“佛殿主上都送供女弟子宁公遇”。
著名佛教艺术研究专家崔元和，在所著的《五台山寺院造像稽考》（上下册，三晋出版社2020年6月第1版）一书中揭示：
宁公遇应为唐宣宗一朝曾担任神策军右军中尉等要职的王元宥的妻子，在唐宣宗敕令重建此寺此殿时，不仅将亡夫所遗巨额资财悉数捐献，且亲自送供上山，甚至在殿宇重建完成后，仍滞留寺院，充当殿主。不过，经多方考证以及碳十四测定，为宁公遇塑绘等身像的年代，应该是与南宋对峙的金代（1115年-1234年），而不是唐代。
▲当年林徽因与宁公遇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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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七七事变”的发生，古建调查不得不终止。他们返回北平，两月后开始向西南后方的大迁徙。风雨飘摇、内忧外患，那是抗战时期，是知识分子最为艰难的岁月。
北平沦陷之后，梁思成调研过的华北多数地方都已落入了日军手中。他最担心的是，五台山佛光寺唐代遗构“能否在战后幸免于难”，“万望我的照片和测绘不会是它目前所遗之唯一记录”。
从北平到长沙，再到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最后到四川宜宾李庄的营造学社，在乱世的艰难困苦中辗转万里。梁思成患有颈椎软骨硬化和颈椎灰质化症，从此要以一件金属背心支撑上半身，而林徽因患有更为严重的肺结核病。结核病是由结核分枝杆菌引起的慢性传染病，在当年是难以治愈的疾病。
女儿梁再冰记得，在李庄，由于背痛，梁思成画图时找来一个花瓶支撑自己的下巴；为了恢复出版《中国营造学社汇刊》，没有印刷设备，梁思成他们便自己刻蜡版石印，全家人包括林徽因的母亲都参与进来，一针一线装订成册；没有经费进行野外考察，梁思成和林徽因便投入全部心血梳理以前的考察成果，撰写出一部具有开山意义的《中国建筑史》……
▲1939年秋，抗战的艰难岁月，林徽因与女儿在昆明自家设计建造的房屋前。
在最艰难的日子里，林徽因曾一遍一遍地对梁思成说：“营造学社一定要坚持下去！”往西南迁移的路上，在贵州晃县，林徽因还感染了肺炎，高烧两个星期，梁思成一个人撑起全家老小的生活。
林徽因的肺病已严重到经常大口咯血，但她仍然负责收集汉、辽、宋的文献资料，同时还承担书稿校阅、补充、润色工作，并执笔写了书中的第六章。经过两年的艰苦编写，《中国建筑史》终于在1944年抗战胜利前胜利完稿，成为中国建筑学科的开山之作。这真是“用生命影响生命”之作。
有学者形容这一时期的梁思成林徽因：以殉国者的姿态，对所从事的中国建筑史研究做出总结。
抗战后期，梁思成领衔制定《战区文物保护委员会文物目录》。学者王世襄撰文回忆：“记得梁先生是从编中文目录入手的，随即译成英文。当时因学社中懂英文的人不多，部分校对交我担任。到1944年秋，转入地图的标注工作。因地图属于军事机密，不得离开它的藏所，故有半年之久梁先生常在重庆，并调罗哲文先生前往参加地图工作。1945年5月全部工作完成，并将目录印成小册子。”
抗战胜利后，清华大学聘梁思成主持筹建清华大学建筑系。梁思成林徽因在北京的根底太深厚了，所以不会是南渡，只有北归，也不会像有的文化人暂时避居香港，以观时局。
随着内战的硝烟又起，文物遗存的保护真当是越来越难。梁思成说：“中国古建筑的保护工作，与在大火之中抢救宝器名画同样有急不容缓的性质。”对于中国的文物古建，他们可真是：“满纸呵护言，一把辛酸泪！ 都云说者痴，谁解其中味？”
▲梁思成病中与林徽因讨论国徽设计方案。
新中国成立后，梁思成为之奋斗的一件大事，就是保护北京老城区。“欲向黎明借道光”，1950年2月，梁思成和陈占祥共同提出了《关于中央人民政府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即著名的“梁陈方案”。“梁陈方案”的核心思想是“古今兼顾，新旧两利”，提出将原有的老城保护起来，再造一个拥有多中心功能区的现代新城。而苏联专家的方案则认为，在新中国经济基础尚不充分，新建城区耗费资源，应在原有的北京城基础上继续建设，形成中心化的城市。
后来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1953年，“梁陈方案”未被采纳。大规模旧城改造和古城墙、城门、牌楼、古民居的拆除，令梁思成心痛不已，“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一块肉，剥去了外城的城砖像剥去我一层皮”。
梁思成努力的背后，都有林徽因的助力。但这样的力量，在整个国家面前，其实微不足道。梁林考察过的，多少古建筑，没有毁于炮火，却毁于后来的建设，还有那疯狂年代“破四旧”什么的。
比如当年河北宝坻县的广济寺三大士殿，建于辽太平五年（1025年），外观非常严谨，内部异常优雅。“在殿内抬头看上面的梁架，就像看一张X光照片，内部骨干，一目了然，这是三大士殿最善最美处。”可惜这座少见的表现中国古代建筑结构的杰作，却在建国初期被视为无用的破庙，被拆除了。梁思成曾极力阻止，但是无果。
梁思成说，“建筑是人类一切造型创造中最大、最复杂、最耐久的一类。”梁思成还说：“别人都把自己的宝贝藏在家里，我的宝贝放在全国各地。”建筑是文化的一个有机部分，“文脉”的传承是建筑的灵魂。古建一座座被毁，意味着文脉的一次次中断。后来梁思成每当不被人理解时，常感叹地说：“我也是辽代的木头。”
有人直言：“梁思成先生保护了日本的古都京都、奈良，但对保护好自己祖国的古都无能为力。”
山西隰县凤凰山千佛庵有著名的联语：“果有因因有果有果有因种甚因结甚果，心即佛佛即心即心即佛欲求佛先求心。” 保护文化，还是毁灭文化，后果很快就显现出来了。
▲林徽因的目光中，总是透露出坚毅。
在6月9日杭州“再见徽因”纪念活动讲座的最后，李飞说：林徽因和梁思成的一生，既有那近似于“愚”的勇气和坚持，也有作为凡人的软弱和无能为力后做出的无奈改变。他们在斗室里漫卷诗书，沉浸在理想国里陶醉，也在暗夜里煎熬痛苦呐喊追问……“最终，林徽因，她成了逆时代的力量，成了最忠诚的反对者，在孤独和失望中走到生命的尽头。”
想起明代朱国桢的《涌幢小品•竹轩》中“老鼠搬生姜”的典故：“吾犹老鼠搬生姜，劳而无用也。”文化和文化人就是这样，看似无用，实则大用。不用、错用、误用，都是对文化的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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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林徽因，离不开梁思成；说梁思成，离不开林徽因——两个人还真是合体的。梁思成被誉为“中国现代建筑之父”，在建筑学方面，梁思成的成就比林徽因更大一些；在文学创作方面，林徽因比梁思成要优秀很多。
“爹爹和妈妈是一体的”，在梁再冰看来，人前光彩夺目的林徽因，幕后的角色更加不容忽视。“在与爹爹共同的事业奋斗中，有很多她参与并作出重大贡献的工作，有时她只是编外人员，常常没有头衔也没有名分，却又是父亲团队中不可缺少的，甚至是灵魂人物。”
▲1935年北京天坛祈年殿大修，梁思成和林徽因作为技术顾问参与，两人在祈年殿上的合影。
子女心目中的父母是如何的形象，《梁思成与林徽因——我的父亲母亲》（梁再冰口述，于葵执笔，庞凌波、潘奕整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21年10月第1版）一书就是最好的窗口。
▲《梁思成与林徽因——我的父亲母亲》封面。
“筑文”“筑学”，其乐无穷。在多种林徽因创作的作品中，包括诗歌、散文、书信、剧本、小说、建筑文集等。林徽因的有关建筑的学术著作，代表作有《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平郊建筑杂录》《晋汾古建筑预查纪略》《我们的首都》等等。
林徽因说：“现代西方的古典建筑启发了我，使我充满了要带一些回国的欲望。我们需要一种能使建筑物数百年不朽的良好建筑理论。”
林徽因在 28岁时就发表了《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和《平郊建筑杂录》两篇学术著作，呈现了她的建筑美学思想。在《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一文中，林徽因有清晰的对比分析：“美的权衡比例，美观上的多少特征，全是人的理智技巧，在物理的限制之下，合理的解决了结构上所发生的种种问题的自然结果。人工创造和天然趋势调和至某程度，便是美术的基本，设施雕饰于必需的结构部分，是锦上添花；勉强结构纯为装饰部分，是画蛇添足，足为美术之玷。”
林徽因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文（部分与梁思成等合著），并协助梁思成完成《清式营造则例》《中国建筑史》《图像中国建筑史》（英文版）等一系列重要论著，在中国建筑史学界独树一帜，对中国建筑史学术体系的创立做出巨大贡献。
▲林徽因1937年测绘陕西耀县药王庙。
儿子梁从诫评价母亲的古建筑论文，是“把科学家的缜密、史学家的哲思、文艺家的激情融于一身”。
梁从诫是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创办人。他还说到：在现代中国的文化界里，母亲也许可以算得上是一位多少带有一些“文艺复兴色彩”的人，即把多方面的知识与才能——文艺的和科学的、人文学科和工程技术的、东方和西方的、古代和现代的——汇集于一身，并且不限于通常人们所说的“修养”。而是在许多领域都能达到一般专业者难以企及的高度。同时，所有这些在她那里都已自然地融会贯通，被她娴熟自如地运用于解决各式各样的问题，得心应手而绝无矫揉的痕迹。
▲婴儿时期的梁再冰和林徽因的合影，这张照片至今挂在梁再冰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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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说从前慢，一生只爱一个人？梁思成先后爱了两个人——林徽因和林徽因辞世后的第二任妻子林洙。徐志摩一生爱了两个人——林徽因和后来的陆小曼。有人说，“智慧和美丽兼具的林徽因，应该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了，徐志摩爱了她一辈子，梁思成陪了她一辈子，金岳霖等了她一辈子。”也有人说，“她让徐志摩怀想了一生，让梁思成宠爱了一生，让金岳霖默默地记挂了一生，更让世间形色男子仰慕了一生。”
“筑爱”的人，不仅有个人的爱，更有家国大爱——都是用一生来回答的爱之情。
真正的文化人，都是人类的“筑爱者”。比如印度圣诗泰戈尔，比如著名的敦煌学家常书鸿。
百年前的1924年，梁启超、蔡元培以北京讲学社的名义，邀请泰戈尔首次来华访问。4月12日，泰戈尔一行抵达上海港，受到徐志摩等文化名人的热烈欢迎。4月14日，在徐志摩陪同下，泰戈尔访问杭州，游览了美丽的西湖。4月23日，北京文化界人士隆重欢迎泰戈尔的到来。梁启超为泰戈尔起了中文名“竺震旦”。
不仅是徐志摩，还有林徽因，都留给泰戈尔深刻印象。赞美林徽因：“你的美丽和智慧不是借来的，是爱神早已给你的馈赠。不只是让你拥有一天、一年，而是伴随你终生，你因此而放射出光辉。”
▲林徽因、徐志摩接待泰戈尔（中）访华。
5月20日夜，泰戈尔离开北京前往太原，然后赴香港经日本回国。徐志摩一路随行陪同。泰戈尔对访华的目的，用一句“是为了无私的人类之爱”来概括。
1935年秋季的一天，在法国留学的常书鸿，在巴黎塞纳河畔一个旧书摊上，偶然看到伯希和编著的一套六大本的《敦煌石窟图录》，深感震撼，立刻就爱上了敦煌莫高窟；也是从那时起，他下决心要回国寻访敦煌石窟……
在新中国成立后，常书鸿的女儿常沙娜从美国归来，在一场“敦煌艺术展”的展览上结识了梁思成与林徽因夫妇，梁林决定不拘一格聘任常沙娜为清华大学营建系工艺美术教研组助教；也是从那时起，常沙娜走上了工艺美术、艺术设计的道路，林徽因常常指导常沙娜设计景泰蓝作品，诞生了许多设计作品。林徽因说：“景泰蓝是国宝，不要在新中国失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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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后代能够“负责岁月静好”，梁思成和林徽因那一代人，一直是“负责负重前行”；他们勠力同心，可今天多少人却已卷得躺平。对比当下，不少人感叹“卷又卷不动，躺也躺不平”；黄钟已然毁弃，瓦釜轰然雷鸣；妖魔鬼怪舞翩跹，小丑台上到台下；劣币驱逐良币最得劲，左转倒车开得叭叭响……
“肩头上先是挑起两担云彩”，但是因为疾病，林徽因英年早逝，年仅半百，她的文学和建筑学作品都没有多到著作等身，这是非常遗憾的。这是宁可病倒，也不“躺平”。文学其实仅是林徽因的副业，她的正业就是建筑学，相比于建筑学专业，文学是更大众的，知道比喜欢的人自然更多。台湾著名作家王鼎钧先生把作品分成三级：初级是职业认可，中级是社会认可，高级是历史认可。无论是文学还是建筑学作品，林徽因的作品都是“历史认可”的典范。
1955年4月1日清晨，林徽因走完了她美丽与坚韧的一生，“人间四月天”就此轻轻地谢幕。金岳霖和邓以蛰教授联名写的挽联，是对林徽因一生最好的概括：
一身诗意千寻瀑
万古人间四月天
在林徽因故乡杭州，在西湖的花港观鱼公园，树立着一个著名的林徽因纪念碑，是独特的镂空铜墙碑，上面是林徽因的剪影和她的文字，透过湖光水色，映出林徽因的倩影和美妙文字。这座纪念碑由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设计，空灵如人间的四月天。
▲光影中的杭州花港观鱼公园林徽因纪念碑。 日丽 摄
为建筑的求学，为研究的入社，为古建的远行，为情怀的设计……林徽因构筑的人生的每个阶段，都闪烁着诗意的光芒，都是今人的榜样；她远离当下的时代，却让无数现代人感受到贴近的气息，散发着恒久的魅力……什么叫“余音绕梁”，这就是。
（作者系香港新闻社日本分社特约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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