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日者百代之过客，来往之年亦旅人也”。《奥之细道》的开篇部分，只有区区16个字，却道尽了日本“俳圣”松尾芭蕉的“文化苦旅”。与当代中国历史大散文作家余秋雨先生的《文化苦旅》有所不同，生于日本江户时期的松尾芭蕉，并不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思考者，他更像是一个纯粹的“诗者”，用逾半年之久，用一双脚几乎走遍日本东北、北陆地区的240公里。有时候，他甚至日行百里，不可谓不“苦”。为俳句而生，留下这部旷世之作的松尾芭蕉，“俳圣”的头衔堪称名至实归。

1644年，松尾芭蕉出生在伊贺上野，也就是现在的三重县上野市。对日本“忍者”文化感兴趣的人或有所了解，三重也是知名的“忍者之乡”。当时的伊贺国因多有山岳地带，其地筑造的山城颇多，而“忍术”之一的“山岳兵法”得以发挥长处，使得穿山越岭负责传令的“忍者”兴盛于此。以致于，有一种说法甚至认为，文质彬彬的松尾芭蕉其实是个“隐忍”。虽然这种推测与松尾芭蕉出生在下级武士这样的家庭背景似乎多少挂上点钩，但著作等身的“俳圣”亦是忍者，如此这般能文能武，恐怕站不住脚的臆想。

松尾芭蕉的父亲是伊贺上野藤堂新七郎的家臣，是一个下级武士。作为家臣的儿子，松尾芭蕉当然是不能闲着的了，他承担着新七郎之子藤堂良忠的侍童。命运就是如此造化，作为贵族之子的仆人兼伴读，松尾芭蕉的出身并未能够限制他日后的横空出世。贵为显赫世家的嗣子，藤堂良忠师从贞门俳谐师北村季吟，作文吟诗，看起来蛮喜爱诗歌辞赋，却是一生平庸，终于25岁。他未曾料到，身边比自己小2岁的不起眼的松尾芭蕉，却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走向诗坛之巅。生于忍者兴盛之地，出于武士之家，侍于立志成为文学青年的公子哥，这是松尾芭蕉的文学起点，让其“文化苦旅”带上不一般的传奇色彩。

从主家离开后的松尾芭蕉，正式开启与诗为友的自由生活。临近而立之年，松尾芭蕉早已在俳句界拥有很高地位。到了江户之后，收录自己和同乡其他不少诗者作品的《贝炊》问世，负责撰写评语的正是松尾芭蕉自己。36岁时，松尾芭蕉成为拥有独立门户的专业俳谐师，并从弟子那里获赠“芭蕉庵”。名如其人，“芭蕉”一词作为诗人的“俳号”，体现着其对自然之美的向往。据说，弟子为其修建的住所也因种植相关的植物而被命名。就像松尾芭蕉一样，自古以来诗人的浪漫，不仅在于笔下的字里行间，也往往从其托付一粥一饭的屋檐下和门厅前泊泊流露出来。

日本的公益财团法人“芭蕉翁显彰会”在介绍松尾芭蕉时，用了“生于旅途的漂泊诗人”这样的措辞，既显得浪漫又流露孤独。人生就是一场旅行，而一个人的旅行注定要与孤独为伴，松尾芭蕉就是这样的诗人。行走中的孑然一身，并不意味着落魄和潦草，恰恰相反，为松尾芭蕉从“行万里路”之中做“万卷书”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营养和灵感。日本的研究者说，松尾芭蕉最负盛名的《奥之细道》被不少中国学者译为《奥之小路》，前者富有禅意，后者则更贴近作者的真实心境。于我，也是赞同这种说法的。因为，松尾芭蕉写道，“有浮其生涯于舟上，或执其马鞭以迎老者，日日行驿而以旅次为家。”纵观作为文学舞台的日本原生景色，与其说是雄伟壮丽的山河，不如说是沁入心脾、润入心肺的轻奢之美。如果没有在山间小路上的独到体味，哪来“初飞冬雨，猿犹似想小蓑衣”的情调？好一个“小路”，还真道出松尾芭蕉俳句之风的细腻！

松尾芭蕉在文学上的一路生花，恰是因为他脚步的不停歇。文旅之“苦”，对于松尾芭蕉而言，其实是一种对自然和世界观察角度和描绘角度苦苦求索的过程。松尾芭蕉一生创作了很多的俳句诗集，被后人广为传颂的却是《奥之细道》，足见诗人的“人生如旅”。

如今，从文旅角度看，松尾芭蕉走过的地方特别是留下笔墨的地方，大多数都已经成为了当地知名得旅游景点。一个人，是能够带动一片城域的，这样来形容松尾芭蕉数百年前就对旅游业的贡献，应该是并不为过的。例如，从日本宫城县远田郡的小牛田车站到山形县新庄市的新庄车站之间，由JR陆羽东线的铁路相连，这条路线就被亲切地称为“奥之细道温泉之线”。坐上这趟列车，途经至少6座温泉站，如果逢站下车，走进那山深处的静谧，或真会在景与境之中与松尾芭蕉“再会”。松尾芭蕉绝不仅是于庭院中听雨声、观叶落，更是一名旅者，《奥之细道》堪称一部不可多得的旅游散文集。如果松尾芭蕉生在当下，他是当仁不让的文旅形象大使和“网红”。

月是故乡圆。松尾芭蕉的“人生之旅”中，又怎能少了家乡的篇章。思乡之情，蕴于诗人多次旅途中。即便在他赴江户之后，在不同的旅行中也至少有过5次回乡，散布在《野曝纪行》、《笈之小文》、《奥之细道》等文字中。归乡之际，已是“漂泊之人”的松尾芭蕉也十分的洒脱，并不寄宿于兄长之家，而选择弟子的门庵。如此一来，也有了知名的“芭蕉五庵”。脍炙人口的“古潭蛙跃入，止水起清音”的惊艳便诞生于此。至今，仍唯一保留在当地的只有“蓑虫庵”一座，周围绿色环绕，一直诉说着归乡的松尾芭蕉对这里一草一木、一虫一鸟的深情。

源于中国对日本的文化影响，日本的文化名人大抵和中国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即便是树立日本短歌丰碑的松尾芭蕉，也不例外。在松尾芭蕉的文字中，若隐若现的中国文化影子也让中国人对这位“俳圣”产生着特殊的好感和兴趣。松尾芭蕉从京都到江户后，曾以诗来抒发守得清苦的大志，在“清晨雪纷飞、独啃鲑鱼干”的诗句前谈及“丈夫吃菜根”。我认为，这不就是《菜根谭》在松尾芭蕉身上的映射吗？此外，无论是《野曝纪行》中的“听得猿声悲，不堪弃儿秋风啼，谁个更惨凄”，还是《鹿岛纪行》中“实如古人所吟‘使人发深省’，似颇得一时清净之心”的感慨，都有着对其“偶像”——大唐杜甫的强烈追慕，如此等等。

每每看到日本和中国之间奥妙的纽带，我总禁不住在心里感叹，文化应当作一条奔腾不息的大河，才能让友情流淌。我又想起松尾芭蕉在谈及杜甫时的谦虚，“余识其句，不见其心。推量其岑寂，不知其深邃。余胜于老杜之物，唯独多病”。文化的理解，藏于共通文字的淡泊之间，也见诸文人的惺惺相惜。这样的松尾芭蕉行走在文化之旅，把诗活成远方，也是一种值得中日两国民众共品的美学。（2024年6月9日写于东京乐丰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