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记得那“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诗句吗？对，就是这堪称“金句”的诗句，既让世人看到了大宋年间被贬至惠州的苏东坡的乐观旷达和随遇而安，更让外界领略了岭南美好的风物景致。其实，影响着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的“岭南”二字，在饱满而又立体的历史和文化积蕴之下，又岂是只有可口的荔枝令人神往，还有，还有那至今位于东莞的可园博物馆。

2024年5月下旬，我在应邀赴深圳出席第八届世界无人机大会之际，依然是忙里偷闲，依然是“假公济私”，依然是“欲游山河十万里”，依然是想看当地的文物景胜。于是，在小友的推荐下，前往当年有“四小龙”之誉的东莞，看一看莞城里赫赫有名的“可园”。

这里，究竟应该是叫“博物馆”，还是应该称之为“庭园”，我在文字的推敲上是有犹豫的。从情调和意境上，我更愿意谓之“庭园”，若称“庭院”，都显得小气；但是，这里现在偏偏叫“可园博物馆”，大概是想传达“地如其名”的意思，希望游人能够在有限的面积和空间中，看其物之博，叹为观止。其实，喜欢以小喻大，喜欢把小说大，也是我们民族的习性之一。

许多人都知道，可园与清晖园、梁园、余荫山房，并称“广东四大名园”，别称“岭南四大园林”。可园，作为“岭南建筑”风格的代表力作，广东省城市建筑学会为其赋予了八大元素，读来鲜活生动，不妨在此记之：第一，“宁变勿仿，宁今勿古”；第二，“追求意境，力臻神似”；第三，“因借环境，融为一体”；第四，“群体布局，组合空间”；第五，“清新明快，千姿百态”；第六，“室内设计，丰富多彩”；第七，“景园文脉，推陈出新”；第八，“神似之路，殊途同归”。而此行的实地探访，让我愈加有感，小巧精致、意境万千的可园，堪称一本“岭南建筑”的教科书！

在不少人的第一印象里，如今的岭南，或者说广东，是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浪潮的前沿高地。伴随着时代的推进，对这块土地上的文化“崇拜”难免受到现代物质的冲击，而渐渐习惯首先为它赋予经济符号。但是，真正地深入其中，置身可园这样的地方，会不由自主地切换回“文化模式”，看这个季节的青绿盎然，追溯承载厚重的“岭南派”，触摸莞邑文脉的源远流长。

名园，背后往往有名主，可园也不例外。园子的主人张敬修，1824年生于东莞博夏。从家庭背景来看，张敬修的出身和环境很不错，父亲张应兰，是大清王朝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的附贡。其仲兄张熙元，是大清王朝道光九年（1829年）的增贡生，还当过相当于现在地区级的教育局长。张敬修的一生在宦海中沉浮跌升，尽管曾官至地方大吏——江西按察使，但也有“三起三落”，最后在1860年开始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立下梅州大捷的功劳，获得二品地方大员的官位。在中国古代的官场上，追求高官的过程，往往也是准备隐世的过程。张敬修在当官期间，悄然买下作为可园前身的冒氏宅园，然后历时14载，按照自己的心意打磨重建。

回头看，在中国的历史名人中，因为“不得志”，却在另一个赛道成就一番伟业的，比比皆是。以一介武将起家，却能以一雅文人行世，在我看来是张敬修人生的另一种成功，而可园则可以看作是其一生的“巅峰”之作。张敬修在《可楼记》里，也为这座庭园的最高点——“邀山阁”写下了渗透着自身灵魂的文字：“居不幽者，志不广；览不远者，怀不畅”。对他，以及聚拢而来的岭南名人们来说，可园就是一个居幽之处，方得以广志；更是一个登高望远之处，方得以舒怀畅想。从历史意义上透观，张敬修是一个为后世留下有形文化财富的“功臣”。

作为可园的主人，张敬修肯定不曾想到，归乡而建的“私园”，日后会跻身当地“四大园林”。他也一定未曾料到，同在一园把酒、吟诗、作画的幕僚，将开创一个名扬华夏的文化流派，从而让这三亩三分地竟一跃成为岭南画派的发祥地和策源地。张敬修更无法预知，他亲笔为这座庭园题写的“可园”二字，随着他同样醒目深厚的文化造诣，早就随着这座城市的命运而流转。在我看来，东莞可园的名气之大，全都凝聚在两个字里，一个是“物”，一个是“人”。前者是古往今来用尽笔墨也写不完的园中风景意境，后者是歌辞诗赋“五车”都装不完的岭南文化名士。

在可园亭台楼阁、山水桥榭、厅堂轩院高度汇聚的空间里，可谓是一步一景。曾多次来此地的小友用了一个词，让我十分入心，那就是“空处亦景，疏处亦实”。

还是说说几处难以忘怀的打卡地吧。第一是“可轩”。这是客人接待宾客之处，就连地砖都雕成了桂花形，精细之处，让人品出主人对生活的热爱。在空气中以陈年的桂花香料沁之，可轩便成了“桂花厅”。站在这里，我仿佛看到高朋满座，主人与宾客正谈笑风生，好不惬意！第二是“擘红小榭”。这是“可轩”外一座绿浓叶茂下的小亭。其“红”，意指荔枝。每当荔枝等岭南美果成熟之季，主人便邀好友到这里尝新果、沐新景。第三是“滋树台”。看似是普通的一座石台，背景却不简单。青砖、红岩自然而搭，若读过《离骚》的“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便能悟到“滋兰树蕙”之妙。这一方石砌，造的岂止是滋养树木之台，分明是涵养的一土文化！

东莞出身的中国工程院院士莫伯治先生是赋予可园 “重生”的名人之一，他也曾给可园“四最”的赞美，其中一“最”就是文化底蕴最深。这一点应该是不假的。可园的主人作为名主，自然也是“往来无白丁”，文墨之气贯穿可园的历史。作为张敬修的座上宾，最为有名的当属“二居”，即“居巢”、“居廉”。作为岭南画派的重磅人物，“二居”是幸运的，张敬修惜才，纳其为幕僚，为其作画赋诗提供了十分优越的条件和保障。试想，如果没有可园，“二居”的花鸟画或将无缘于世。在太平天国战火之中，张敬修的幕僚曾纷纷逃走，“居廉”却还以“公报国家，我报知己，两无憾矣”的不离不弃，这也成为岭南画派发展历史里君子之交的佳话，也为可园平添了一种文化追求的浪漫。从“二居”到“岭南三杰”，再到“天风七子”，以及当代画坛名士关山月等，可园已然成为岭南画派的“摇篮”，这是看得见的岁月留痕。

尽管可园不大，却无法用短时间把它看完，因为其特有的“纵深”。我又想起张敬修的私人书房“草草草堂”。名为“草草”，其意主要有二，主人对自己的戎马生涯寄以怀旧，又自省“为人不可草草”。离开可园之际，我则深感，像可园这种岭南文化艺术的延续和中华文化血脉的流淌，不正是需要一代又一代人“不可草草”的既有追求又脚踏实地的“工匠精神”吗？！（2024年5月25日写于深航国际酒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