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谅我用了标题党。我遇见的是在东京研究胡适的学者和一群热心的文学人。今年的樱花很有些忸怩，这个季节通常已经在上野公园挤满了赏花的人群，但今年的樱花刚只开了三五朵。这样的日子，把周末用在和胡适邂逅的文学讲座，很有一种快乐和充实。

3月31日，日本华文作家协会和中日翻译家协会一起邀请刘红博士（以下敬称略）举办了一场题为《胡适进化的文学观及其翻译实践—以新文化运动时期为中心—》的文学讲座。胡适是近代史的文化巨人，需要从文学、思想、哲学、政治、外交等多个侧面展开了解。但对于在东京的一群文学人来说，文学和翻译，是一个恰好的切入点。

刘红博士

刘红现任职法政大学，担任中日翻译家协会理事，东洋文库研究员。早年毕业于山东大学日语专业、在上智大学取得国际关系论博士，长期研究国际关系史，尤其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中日关系史，著书多数。关于胡适研究，刘红发表有《驻美大使胡适》、《胡适的主和主张》等多篇论文。

胡适（1891年-1962年），安徽省徽州府绩溪县上庄村人。原名胡洪骍，字适之。1894-1904在家乡私塾接受传统教育，熟读程朱理学。1904-1910上海求学，在新式学堂接触了近代西方思想。1910-1917作为庚子赔款第二期生留学美国，于康奈尔大学攻读农科后转入文科攻读哲学、文学。后于哥伦比亚大学师从实验主义大师约翰・杜威，接受实验主义思想，并一生倡导并实践，在其倡导下20世纪20年代中国实验主义成为主流。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北大文学院院长，中华民国驻美大使，北京大学校长，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院长。一生获36个博士学位，其中35个为欧美各国大学赠予的名誉博士，被欧美称为中国“文艺复兴之父”。

◆　胡适“进化的文学观”——文学革命的理论依据

★一生遵循“实验主义”

胡适深受恩师杜威的实验主义影响。他指出“文学革命论只是进化论和实用主义的一种实验应用”，“实验主义是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实验的方法应注重：一从具体事实与境地下手，二一切学术、理想，一切知识都是待证的假设，并非天经地义，三一切学说与理想都须用实验验证，实验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胡适的实验主义历史观注重以和平手段改良社会，反对暴力革命，认为实验主义的改良思想是改造中国现实的科学方法。他在《我的歧路》中指出，“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当前问题，教我把一切学说理想都看作待证的假设，教我处处顾到思想的结果”、“我的言论文字，只是一种实验主义的态度在各方面的应用，我唯一目的是提倡一种新的思想方法，要提倡一种注重事实，服从验证的思想方法”。杜威作为实验主义集大成者将实验主义从哲学范畴扩展应用到了教育、民主生活等各个领域。而胡适进一步将它应用到了中国的文学革命中，特别是提倡白话文。

《文学改良刍议》《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

★《文学改良刍议》——白话文运动的发端

胡适通过与梅光迪等人的辩论，逐渐明确了自己的思想，他说“中国文学史只是一部文字形式（工具）新陈代谢的历史，……工具僵化了，必须另换新的，活的，这就是文学革命”。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明确“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他提出文学改良需从八事入手，“需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做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他认为“文学者，随时代变迁而变迁”，“周秦有周秦之文学，……唐宋元明有唐宋元明之文学……此乃文明进化之公理也。”这项《文学改良刍议》的八项主张成为当时公认的文学革命第一份宣言。

◆　胡适“实验主义的文学观”——白话文学的建立

★关于如何创造新文学，胡适提出“第一工具，第二方法，第三创造。”

所谓工具，即用白话写文章。何谓白话文学？他主张，“我把白话文学的范围放得很大。包括旧文学中那些明白清楚近于说话的作品”，“以此为标准，《史记》、《汉书》、古乐府、佛教译本、魏晋南北朝的故事诗、初唐的白话诗、宋词、元曲、明清传奇、小说都是白话文学。一切新文学的来源都在民间。”所谓方法，他主张“广泛收集材料，……注重实地观察和个人的经验，……整理观察得来的材料，从已知推想未知，从经验过的推想不曾经验过的，从可观察的推想不可观察的；然后加以剪裁和布局，剪裁决定做什么，布局决定怎样做。这样才能把材料用得得当又有效力。然而要得到一个更高明的文学方法，就是多多翻译西洋文学名著做我们的模范。”所谓创造，他认为上述工具与方法都是创造新文学的预备阶段，只有工具与方法运用纯熟后，方能创造中国的新文学。有关新文学建立，胡适力倡实践，在方法上，胡适力倡翻译西洋文学，认为翻译并模仿西洋文学是建立新文学行之有效的方法，翻译西洋文学是推行白话文运动的有力武器。

★怎样建立标准国语？

1917年胡适回国受聘北京大学教授，他发表文章倡导白话文，指导了当时的新文学建设理论，提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他认为桐城派等旧派文学之所以仍存在，是因没有真正有价值有生气的新文学，要建立标准国语的文学，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大量创作国语的文学”，“国语小说、诗文、戏本通行之日，便是中国国语成立之时”。他提倡“尽可努力去做白话的文学，尽可采用《水浒》《西游记》的白话，有不合今日的用法便不用它……中国将来的新文学的白话，就是将来中国的标准国语，打造中国将来白话文学的人，就是制定标准国语的人。”胡适主张，只有经过文学创作实践，通过检验，最受大众欢迎、最能得到普及的语言便是标准国语。

★新文学体裁主张

他指出短篇小说是“用最经济的文献手段，描写事实中最精彩的一段，或一方面，而能使人充分满意的文章。”并在同年10月发表的《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中主张，“一代有一代的文学”，建议改良中国旧剧，吸收西洋戏剧中的悲剧观念和文学经济原则。关于新诗，他在《谈新诗》中强调，诗体的解放是历史发展的自然规律，指出“若是到了该变化的时候因为受人的守旧性所阻碍，就需要有意地去鼓吹去促进，这就是革命。”

★胡适的文学实践

他发表了中国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创作了中国第一部话剧独幕剧本《终身大事》，还尝试创作了短篇小说《一个问题》，开启了中国问题小说的时代。他身体力行，还写传记、年谱或传记性论著约40余篇。刘红指出，胡适的文学实践并没有特别优秀的成绩，有人认为其新诗比不过徐志摩，短篇小说比不过鲁迅，独幕剧也并不成熟，但正如胡适在《尝试集》自序中所说，就是要体现一种“实验的精神”，“永不来尝试，如何能判断白话诗的问题？”，就是“要想把这本集子的“实验的精神”贡献给全国的文人，请他们大家都来尝试尝试”。

◆ 胡适的翻译实践及其翻译思想

胡适的翻译实践有诗歌《尝试集》、小说有都德《最后一课》被纳入中学课本，戏剧有易卜生的《玩偶之家》，是当时女性解放的先驱之作。这些翻译作品对中国新文学在创作风格和内容上都起到了示范的作用。

刘红还介绍了胡适的翻译思想。胡适首先主张必须用白话，他认为严复与林纾的翻译，虽对近代西方思想和西洋小说译介做出了贡献，但“他们的成绩终归是失败的，因为古文是已死的文字，无论翻译得怎样好，究竟只能供少数人赏玩，不能行远，不能普及。”他认为翻译必须用白话才更有力量，更易普及。在翻译作品的选择上，胡适主张只译西洋名家著作，不译二流以下作品。建议搜罗各种体裁精品翻译为《西洋文学丛书》，五年译完，再选第二部。胡适在翻译态度方面，主张必须“敬慎从事”。他指出“译书第一要对原作者负责，求不失原意，第二要对读者负责，求他们能懂，第三要对自己负责，求不致自欺欺人”。胡适的翻译准则，首先注重信与达，并赞同直译的严谨。胡适所主张的直译前提，是将白话应用得流畅明白。故严谨而通畅易懂，是胡适所追求的翻译风格。胡适希望通过翻译，“输入戏剧里的思想”，“在文学方面，在于输入范本”。刘红博士指出，在胡适看来，文体与内容都是文学革命的目的。

◆ 结论

胡适进化的文学观可谓为打倒古文学。时代不同，白话的活文学代替文言的死文学符合历史进化的规律。胡适进化的文学观来自其实验主义方法论，在客观上起到了打倒古文学的作用。胡适实验主义文学观在于建设新文学，他为新文学的建立指明了方向和方法，即以实验精神，通过大量创作，在实践中找到一条新文学的出路。通过翻译西方文学，为中国新文学提供范本。在文学翻译上，主张翻译西方一流文学，翻译上讲究严谨、真实、明白流畅，兼具内容上的启蒙作用。胡适在诗歌、短篇小说等方面翻译实践的成功也证明了其实验主义文学观的有效性。

◆　讨论互动环节----思考和语言的碰撞

1、想听听刘红老师关于翻译中的直译和意译的考量（日华作协成员关军）。严复对于胡适的影响如何？（日华作协副会长金晓明）

刘红表示，她赞成胡适所说的翻译如未把真正的意思传达给读者，则翻译将失去意义，她认为首先用直译把作者的真实含义传达给读者是非常重要的。而意译只有在需要的时候采用，并在保证明白通畅的基础上，尊重作者原文原意。

胡适6岁时严复发表了《天演论》，初期人们对“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理论下易导致的社会关系弱肉强食是有所反对的，但在当时需要富国强兵的语境下，很快被年轻人所接受，胡适初期受到严复影响，并把名字改为“适”也是在此情况下。后期他去美国留学，注意到所谓的国际道德、国际法约束力的存在，逐渐不再赞成弱肉强食的进化论，而开始倾向社会改良。他希望以实验主义的手法，脚踏实地具体问题具体解决，开展国家建设，把国家变得强大。

在翻译方面，从散见的资料中可以了解的是，胡适希望用易懂的白话去严谨、通畅地表达原作者的含义。对于严复的信和达，胡适认为应该严谨，尊重原文，对原作者负责，不能失真。雅，刘红认为胡适就是明白通畅，因为他不建议堆砌过多的华丽辞藻。

2、相对于白话诗，具有美感、传播力和生命力的古典诗歌仍被广为传颂，可不可以说古诗词打败了白话诗，也打败了胡适的诗。刘红博士如何看待这一问题？（张石）

在当时相当长的时期里，中国各界一直在讨论东西方文化在中国该如何定位？传统中国文化受到西方文化冲击下应怎样保护中国文化。但就当时的社会背景而言，白话文运动是一场革命，新力量要战胜旧势力，势必有过之而无不及。虽不能否定古代诗歌的美感，但刘红认为，在古代文学中流传至今深受喜爱的还是那些相对白话的东西。一些晦涩难懂的诗歌仍无法跨越时代流传至今。刘红表示并不认为胡适的进化文学观没有瑕疵，但考虑到当时的年代背景和运动，认为是自然的。

3、日本古典文学比如俳句，它的文法也非常复杂，但一直沿用到今天，没有被革命掉。俳句还保留着24节气和72候的季节表现，没有切割掉文学与自然的关系。相对而言，中国的现代文学经过了白话文运动后，几乎失去了古代文学人与自然相融合的特征。不得不说，胡适和鲁迅等人虽完成了古文向白话文的转换，也切割了中国文学和大自然的联系。鲁迅作品中很少有景色描写，相对而言，川端康成写景色非常细腻，什么季节下开什么花，时令性的小动物、饮食的表现，其季节性和自然的体现非常明显。在我看来，中国的白话文运动就如同给小孩洗澡，扔了脏水后把孩子也扔掉了。所幸的是，当下我们正在恢复古典诗词这样重要的古典文化，否则中国的文化传承将会有一个巨大的断裂。对此请教刘老师高见？（张石）

刘红表示，每个作家侧重点不同。鲁迅可能注重结论，注重揭示人性，同时也不能忽视鲁迅所处的当时中国的时代性，不能完全一概而论。而胡适在建设新文学过程中，呼吁和其他文学不断进行比较、互通有无，不闭关自守的观点直到现代也是有效的。另外，当时他常易被说成全盘西化，其实在上世纪20年代他也曾发起《整理国故》运动，将中国的传统文化用现代方法进行整理，对中国文化的积累和学术进步起到了不容否定的巨大意义。《整理国故》运动其实是分清传统文化中的精粹与糟粕，去芜取菁，再造新的文化。这证明胡适并非完全反对中国固有文化，而只是用西方方法将中国文化进行提高。

4、中国文化从不缺乏批判的干将，但却鲜有如日本的铃木大拙这样把本国文化、东方文化传播到西方的巨匠。禅，这个东方文化就是因为他向西方传播，使得禅在世界上被西方人读成了日语“ZEN”的发音。中国古代文学四大名著过去都是哀而不怨，但从新文化运动以后，似乎却渐渐受到俄罗斯影响成了“恨文学”、斗争文学。真正好的文学我认为应该是爱的文学。（张石）

刘红表示，事实上新文化运动是很短暂的，在1922、23年前后基本已结束，且在之后也产生了很多优秀作家。新文化运动是要打破中国过去的贫困和愚昧，结束封建主义。他们主张的实验主义，是一种渐行的改良，并不赞成暴力。因此不应将后来的结果归咎到新文化运动。

5，胡适的白话文运动从历史长河来看也许是必然的历史产物，有积极的历史作用。但这场运动的结果，在短时间内更改了小学教科书，造成了后来的现代大多数人只会写白话诗，失去了如何用韵律和平仄写古诗的本领，失去了用古典诗歌的凝练来表现深厚情感的方法。“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简单的八个字，用白话来表现，会变得冗长庸俗而乏味，这难道不是白话文运动否定古代诗歌所带来的文化缺失？我个人感到非常质疑。（景贤）

6、中国皇家艺术传承人、“瑞珐琅”创始人刘瑞林表示，胡适先生在自己心目中是偶像级的人物，他是民国时期新文化运动中的优秀代表。他的人生态度，包括全新的思想犹如一道光，至今仍在熠熠发光，他是百花齐放时代造就出的英雄人物，他的方法论更是让后人找到了解決问题的智慧之门。但每个人都一定会有那个时代的烙印，我们今天可以有鉴定性地学习。今天的讲座使得我对胡适先生的了解从之前的一道线变得有了立体感，非常感谢活动主办方所做的精心策划及周到安排，希望今后能有更多更好像今天这样的高水平文化沙龙或主题讲座。

金晓明

最后，中日翻译家协会会长金晓明总结了自己关于翻译中“信达雅”的思考，为讲座锦上添花。他认为“信”应是忠实原著原文的语言含义；“达”应注重翻译的对象语言通顺易懂；“雅”应是所使用语言和译文风格要刻画出原文作者及原作性格。他还补充了翻译中要注意的四个重要问题，首先注意作者自身生长环境、文化程度、知识结构、语言习惯等背景；其次注意翻译后将形成的语言风格；另外警觉两国文字中相同汉字的不同含义；还要注重翻译的再创造性。

由于时间所限，部分互动环节被迫割爱，大家怀着对这位百年来颇具争议的历史巨人的依依不舍，告别了讲座现场，奔赴晚间的二次会场，那里果然又展开了一场关于中国文化和历史传承的热烈讨论。东京的夜，深沉而热闹，凌乱也包容。

参加本次活动的有日本华文作家协会会长姜建强、副会长金晓明、前会长王海蓝、事务局长弓也直、《中文导报》副主编张石、特邀嘉宾中国皇家艺术传承人“瑞珐琅”创始人刘瑞林以及部分协会会员和文学爱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