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辞世

“一切归于永恒的平静。”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著有《巨流河》的知名作家、学者、教育者齐邦媛，于2024年3月28日凌晨1点辞世，享嵩寿101岁。

已经不多的被尊称为“先生”的女士，又走了一位。

齐邦媛先生。

1924年2月19日——元宵节，齐邦媛生于辽宁铁岭，6岁时随父亲搬家至南京。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她逃难至重庆，后考入武汉大学。毕业后于1947年到台湾担任教职，1988年从台湾大学外文系教授任内退休。

在大陆，因为2010年出版《巨流河》简体字版，引发了巨大轰动，人们广泛知晓了齐邦媛。

对于齐邦媛先生的辞世，无数多的网友表达了哀悼：“夜色阑珊，星河璀璨，又一颗星星划过天际，先生期颐而逝，一路走好！”“年前拜读《巨流河》，深深感慨当时国难之深重，求学之艰辛，人生的每一种经历都是宝贵的。感谢齐老当初带我走进那所在战火纷飞中弦歌不辍的校园。齐老师走好！”“有幸读过《巨流河》，齐女士也是个干干净净的人，人生百年，千古流芳，走好！”

同在3月28日，大陆著名老作家马识途辞世，享年110岁。一位熟悉马识途、更热爱齐邦媛的朋友，曾在遥祝齐邦媛生日时，期望齐先生能够活得像马先生一样长寿。昨日我在述评“老马识途”马识途的文章中说：

马识途属于“一颗飞得最久的子弹”，齐邦媛属于“一条流得最远的河流”。

大陆三联版《巨流河》封面。

B.《巨流河》

“《巨流河》是我一生的皈依。”“我似那朝圣的人，追寻诗的真理。”齐邦媛如是说。在那条河上，在回漩的地方，看见历史，看见他人，看见自己。

齐邦媛的代表作，就是2004年80岁时开始动笔、历时4年写作完成的长篇回忆散文《巨流河》。25万字的《巨流河》，那是她用指节已弯曲变形的手，一笔一笔写下。

齐邦媛和蔼儒雅，平易近人，文章情感细腻，情绪饱满。“我自1947年到台湾后，用了60年的时间想念那留在大陆的23年青春。”齐邦媛有感于60年来“殉国者的鲜血，流亡者的热泪，渐渐将全被遗忘与淹没了”，决心要为“生身的故乡和为它奋战的人写一篇血泪记录”。2002年，齐邦媛与一位教授进行了17次对谈，萌发了自己动笔之愿。晚有晚的好处，她说，“这个时候写最好，我已经把一切都看开了，而且看得非常清楚。”

心很大的齐邦媛，80岁高龄之后才开始动笔，这都过了人类平均寿命了。幸好，她记忆力惊人。“当我真正动笔写《巨流河》时，辰光真是晚了。”齐邦媛说，“我似那朝圣的人，一天走一程，一步一步攀上最后一程阶梯，只求天黑前完成全程，不敢再去详述看到朝云和夕阳的灿烂光景时，并未忘怀的感动。或者这也是自己文采不足的原因。”w

齐邦媛的写作是真诚真挚的：“即使身体的疲劳如霜雪重压下的枯枝，即使已近油尽灯枯，我由故乡的追忆迤逦而下，一笔一画写到最后一章，印证今生，将自己的一生画成一个完整的圆环。天地悠悠，不久我也将化成灰烬，留下这本书，为两代人做个见证。”

《巨流河》在台湾出版后，好评如潮。是的，这是“一部反映中国近代苦难的家族记忆史，一部过渡新旧时代冲突的女性奋斗史，一部台湾文学走入西方世界的大事纪，一部用生命书写壮阔幽微的天籁诗篇”。大陆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在2010年10月引进出版，反响也远超预期。

《巨流河》从大陆的巨流河，写到台湾的哑口海，见证了纵贯百年、横跨两岸的大时代的变迁。《巨流河》有两条主线：一是父亲齐世英的经历，以此串联起一代抗日志士的慷慨悲歌；二是自己一生的经历，从诞生、童年写起，战火中逃离至重庆，8年间接受南开中学与武汉大学的教育，受业于名师，大学毕业后跨越海峡，到台湾担任教职，成为台湾文学推手。

一部家族史，能够牵起百年中国的大历史。《巨流河》还包含了一个更大的主题背景：中国近代史上国破家亡的伤痛，以及二战后台湾经济起飞的见证。东北和台湾，这两个地方都包含了“巨大的历史忧伤”。《巨流河》的价值，就在于它是20世纪中国人苦难和奋斗的一个真实的、感人的缩影。

“如此忧伤，如此愉悦，如此独特……”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王德威这样评价，“我以为《巨流河》之所以可读，是因为齐邦媛先生不仅写下一本自传而已。透过个人遭遇，她更触及了现代中国种种不得已的转折：东北与台湾——齐先生的两个故乡——剧烈的嬗变；知识分子的颠沛流离和他们无时或已的忧患意识；还有女性献身学术的挫折和勇气。”

在我看来，《巨流河》是一部“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著作，不仅仅是深沉内敛、哀而不伤，而且外柔内刚，有着女性独有的韧劲；它是一部文字版的“丧乱帖”，更是一部波澜不惊的“心灵史”，可以读出跨越一个世纪的悲欢离合。对于大陆读者来说，《巨流河》是一种前所未有的阅读体验，因为没见过这样风格的作品。

2010年《巨流河》在大陆甫一问世，就获得第二届在场主义散文奖。在场、去蔽、敞亮、本真，《巨流河》的这次获奖，实至名归。“现在想来，我那时是真的‘在场’啊！”齐邦媛在寄语中感慨，“那是巨大的颠沛流离的时代，我一直想为它写点什么，记录不仅是我所经历过的，也是千千万万人共同经历过的苦痛。”这里用的语词，是“苦痛”而非“痛苦”。

出版当年，《巨流河》分获深圳读书月和新浪网举办的“2010年度十大好书”评奖的第一名。齐邦媛还先后获得第九届华语文学传媒年度散文家奖、第34届台湾“行政院文化奖”、美国亚洲研究学会的“终身成就奖”等等。

齐邦媛被称为“台湾文学的守护天使”。

齐邦媛《巨流河》手稿。

C.冲天

台湾知名导演张钊维，拍摄了著名的纪录电影《冲天》，于2015年上映。

该片主要题材，包括来自才女林徽因和齐邦媛与抗战飞行员的情缘。张钊维聚焦1937年至1945年的时间轴，他访问了几十位飞行员及其眷属，记录下一个个可歌可泣的故事。

“那个时代的中国很倒霉，但很有骨气。”齐邦媛说，“我也是一个有骨气的人。”

《冲天》这个片名，不是一般的好啊，过目不忘。那可不是“冲天香阵透长安”，而是“冲天硝烟遍华夏”。

抗日英雄高志航的女儿高友良回忆：“我看过爸爸开飞机，因为他有个习惯，每次教练飞行时，经过我家屋顶就会低飞，小时候我相信那就是我爸爸。”知名飞行员刘粹刚妻子许希麟，陈述身为妻子的矛盾心情：“你在天上拼命，我却躲进防空洞，我觉得这是我俩生命上最大的讥讽。”

我曾经两次拜谒过台北的忠烈祠，凝视着“空军战魂”高志航的塑像，就想起抗战时期的杭州笕桥机场，战鹰从这里一次次起飞……

保家卫国的空军飞行员们，只有群星高于他们！

台北忠烈祠：万古流芳。  徐迅雷摄于2017年2月

《巨流河》中，最纯真感人的故事，就是齐邦媛与飞行员张大飞的至真至纯的恋情。

张大飞原名张大非，生于1918年6月16日，他的父亲在东北做警察局长，因为多次掩护抗日分子脱险，终于被日本特务发觉，处以极刑，被活活烧死。张大非流亡关内，得到齐家温情照顾。

国仇家恨，使他在1937年投军，更名为“张大飞”——飞翔的飞！他以优良成绩选入空军官校十二期，毕业后即投入重庆领空保卫战；由于表现甚好，被选为第一批赴美受训的中国空军飞行员。

1942年夏天，张大飞由美国科罗拉多州受训回国，与十四航空队组成中美混合大队，机头上仍然涂漆着鲨鱼嘴，报纸上仍旧称他们为“飞虎队”。

“在那个写信是唯一通讯的时代，沙坪坝六年，张大飞成了我最稳定的笔友……”齐邦媛后来的回忆是那么的深远悠长，“他写信如写家书，我因此万分感动，必回他的信，那些信如果带出来了，当是多么可贵的战时青年成长史！”

张大飞木讷寡言，笃信基督教。“两个在战火中摸索成长的心灵，一个找到了战斗救国的枪座，一个找到了文学的航路。”

作为一名杰出的空军飞行员，张大飞翱翔蓝天，英勇抗日，屡立战功。1945年5月18日，在河南信阳上空，与敌零式战机遭遇，张大飞为掩护友机不幸阵亡。出师虽捷，身仍先死，张大飞未能亲见抗战胜利。“他死得那么干净，全心全意的，就是为了报国。”

“四个月之内，罗斯福逝世，陈纳德解职，张大飞战死。这一场战争带着无数人的憾恨落幕，惠特曼《啊，船长！我的船长！》，那强而有力的诗句，隔着太平洋呼应所有人对战争的悲悼……”

那时的空军飞行员帅小伙子们，大多都不敢恋爱结婚，因为为国殉职、壮烈牺牲的概率摆在面前。

如今再回头看《巨流河》中两人最后的告别，你不能不潸然泪下：

1943年4月的一天，近黄昏时，一个初中女孩跑上楼来找到齐邦媛，说有人在操场上等她。齐邦媛出去，看到张大飞穿着一件很大的军雨衣走来，他走了一半突然站住，说，“邦媛，你怎么一年就长这么大，这么好看了呢。”这是齐邦媛第一次听到张大飞赞美她，“那种心情是忘不了的”。

张大飞说，部队调防在重庆换机，七点半以前要赶回白市驿机场，只想赶来看她一眼，队友开的吉普车在校门口不熄火地等他。“我跟着他往校门走，走了一半。骤雨落下，他拉着我跑到门口范孙楼，在一块屋檐下站住，把我拢进他掩盖全身戎装的大雨衣里，撑着我靠近他的胸膛。隔着军装和皮带，我听见他心跳如鼓声。只有片刻，他松手叫我快回宿舍，说：‘我必须走了。’”

雨中，张大飞飞快地跑到门口，上了车，疾驰而去。“今生，我未再见他一面。”

后来，后来的后来，时间走到了1999年，齐邦媛跨越海峡，抵达南京，来到紫金山下航空烈士公墓，在那片肃穆的墓园里，她和张大飞再次重逢。黑色大理石碑上，镌刻着：“张大飞，上尉，辽宁营口人，一九一八年生，一九四五年殉职。”

不满27周岁，那一代精英人士的青春！

英俊的飞行员张大飞。

“其实我们之间的关系很不容易归类，不是男女朋友，但那种感情也很复杂。他放弃受教育的机会，投靠空军，26岁战死。少女时期，他的死对我可能有一种刺激。”齐邦媛后来的回忆很沉静，“成年后，我会冷静地看清很多，写《巨流河》时，他的生与死有很强烈的象征意义，我想写的是一个人，我12岁认识他，看到两代东北人以身殉国的悲怆，那不是美丽的初恋，是尊敬、亏欠、患难相知的钟情。”

《冲天》的片子，结束于齐邦媛在重庆家中迎接抗战胜利夜。

张大飞烈士的遗物。

D.故乡

“我的一家，永远未能还乡。”

巨流河，成了齐邦媛永远渡不过的河流。

齐邦媛的故乡铁岭，古称银州，地处辽宁省北部，松辽平原中部，距离大海有点远。好在有“母亲河”辽河即巨流河从这里穿越而过，通往渤海。铁岭如今是“中国曲艺小品之乡”，代表人物赵本山的名气在大陆可是比齐邦媛大多了。

齐邦媛也有着独特的幽默基因，她几分钟的演讲讲话，会笑声不断，掌声不断。

在《巨流河》书中，我更感兴趣的部分还是齐邦媛写自己。第一章《歌声中的故乡》，开笔写“生命之初”，这里详细引用，一起体会一下那娓娓道来的文字的细腻隽永：

我生于一九二四年元宵节，在家乡辽宁，这时经常是摄氏零下二三十甚至四十度的天气。我母亲在怀孕期间生病，所以我是个先天不足的婴儿。出生后体弱多病，快满周岁时，有一天高烧不退，气若游丝，马上就要断气的样子。我母亲坐在东北引用灶火余温的炕上抱着我不肯放。一位来家里过节的亲戚对她说：“这个丫头已经死了，差不多没气了，你抱着她干什么？把她放开吧！”我母亲就是不放，一直哭。那时已过了午夜，我祖母说：“好，叫一个长工，骑马到镇上，找个能骑马的大夫，看能不能救回这丫头的命！”这个长工到了大概是十华里外的镇上，居然找到一位医生，能骑马，也肯在零下二三十度的深夜到我们村庄里来。他进了庄院，我这条命就捡回来了。母亲抱着不肯松手的“死”孩子，变成一个活孩子，一生充满生命力。

在那个时代，初生婴儿的死亡率据统计是百分之四十左右，我那样的生命很像风中的一盏小油灯，母亲的呵护，还有命中这些“贵人”围成灯罩似地为它挡风，使它不致熄灭。

不久，这位医生又到我们村庄来医病。母亲抱我去看他，说：“这孩子是您救回来的，她爸爸在德国念书，还没有给她取名字，您给她取个名字，纪念这个缘分吧！”这位医生为我取名“邦媛”，在我生命之初，给了我双重的祝福。

我长大后知道此名源出《诗经·君子偕老》：“子之清扬，扬且之颜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前几年有位读者寄给我一页影印自宋朝范成大《明湖文集》的文章，居然有一段：“齐邦媛，贤德女子……”我竟然与数百年前的贤德女子同名同姓，何等荣幸又惶恐！

……

“关山夺路”的台湾作家王鼎钧说：“人，不能真正逃出故乡。”1977年，在那个两岸不相往来的年代，齐邦媛曾远赴日本北海道，想体会一下东北故乡的那种曾经的寒冷。但是她偏偏没有遇到雪。她说，她站在海边，望着北方的家乡，放声痛哭。

怅望千秋一洒泪，去时容易来时难。在很长时间里，一湾浅浅的海峡，成了新的乡愁，成了新的渡不过的“巨流河”。

当然，齐邦媛后来也回到了出生地辽宁铁岭，那个“连路标都没有的小村子”，那个遥想的原乡。台湾在1987年开放返乡探亲，1993年齐邦媛终于有机会回到了故乡，回到了梦中的“小西山”。

在还乡之前，她对那小村子只有模模糊糊的印象：家屋场院，还有门楼外大树上的雀鸟，祖坟上盛开的芍药花……“虽然半世纪以上已没有家族任何联系，心中一直有个回去看看的愿望，自己这一身骨头里和血里总该有一些那块地的水和土吧”。

“半世纪后，我终于回到了父亲念念不忘的故乡，回到片瓦无存的祖居，连忆念的立足点都没有了。”事实上，“虽已达还乡心愿，却已无乡可回，寸痕难寻”；那个铁石芍药的故乡，“已无我立足之地了”；“祖坟松柏随着故园摧毁，那瓣瓣晶莹的芍药花却永远是我故乡之花”……这，大约也是“风过处，落红成阵，牡丹谢、芍药怕、海棠惊”吧！

是的，那只是“纸上的故乡”了。

“幸好那座小西山还在，我童年曾爱去拔棒槌草。”齐邦媛心中的呼喊声是：“爸爸，我这样回到了你曾魂牵梦萦而终老不能回归的故乡，也走了这么遥远的路。在台湾淡水的山坡上，你已经知道了吧。”

父母一辈，是至死也未能归乡。1983年8月，齐邦媛的母亲裴毓贞安详离世；1987年8月8日——中国台湾地区的“父亲节”那天下午，父亲齐世英勉强从床上起身，坐在床旁藤椅上，溘然长逝。

“河水源源不绝由天上来，洗净了一切死亡。”安葬的坟墓，在台湾淡水的山坡上，向着太平洋，往前看就是东北方，海水流向渤海湾就是大连，是“回家的路”。“我们是回不去了，埋在这里很好。”

在回乡探望之际，齐邦媛特意来到大连，从故乡的海岸遥看大海流往台湾：“连续两天，我一个人去海边公园的石阶上坐着，望着渤海流入黄海，再流进东海，融入浩瀚的太平洋，两千多公里航行到台湾。绕过全岛到南端的鹅銮鼻，灯塔下面数里即是哑口海，海湾湛蓝，静美，据说风浪到此音灭声消。”

唯一的全家福，抗战胜利后在北平。前排左起：母亲裴毓贞，父亲齐世英，小妹齐星媛；后排左起：大妹齐宁媛，哥哥齐振一，齐邦媛。

E.哑口海

“巨流河和哑口海，存在于我生命的两端。”齐邦媛说，“巨流河是清代称呼辽河的名字，她是中国七大江河之一，辽宁百姓的母亲河。哑口海位于台湾南端，是鹅銮鼻灯塔下的一泓湾流，据说汹涌海浪冲击到此，声消音灭……”

鹅銮鼻，又名南岬，是台湾岛最南端向大海突出的岬角，是“台湾八景”之一；它西靠台湾海峡，南望巴士海峡，是台湾岛的“天涯海角”。汉语“鹅銮”，其实是台湾排湾族语言里“帆”的译音。

这里的鹅銮鼻公园，我去过好几次。到恒春半岛旅游，去垦丁看大海，一定要到鹅銮鼻公园看看。这里的地标建筑是鹅銮鼻灯塔，它有着140多年历史，塔身旁边的房子是美丽的纯白色，与蓝天碧水草地相映，格外赏心悦目。

2014年秋冬之交，在杭州都市快报任职的徐迅雷（中），率领都市快报梦想旅行团畅游台湾，在宝岛最南端鹅銮鼻公园合影，远处就是白色的鹅銮鼻灯塔。    台湾导游袁介虎 摄

看地图，鹅銮鼻灯塔左侧有多个观景台，其中有沧海亭，哑口海就在这附近。“汹涌的巨流河冲进了哑口海——台湾极南端鹅銮鼻灯塔左侧，有小小一泓海湾，名为哑口海，太平洋奔腾的波涛冲进此湾，仿佛销声匿迹，发不出怒涛的声音……”在《巨流河》书中，真实存在的“哑口海”其实只是一个象征。没有人住在“哑口海”这里，一般地图上也不标识这个地名，旅游也不会着重介绍这个地点，游客大抵只在沧海亭上看一眼，反正就是大海海滨。

距离哑口海不远的垦丁海滨。 徐迅雷 摄

“哑口海”，就是大海到此“哑口无言”之意，犹如人的一生，即使“充满了声音与愤怒”，也“全无意义”。“我初次在台湾南端听到哑口海之名字，站在海湾岩石之上，想到郭松龄将军和我父亲那么大的憾恨，真如太平洋的汹涌激荡流入此湾，声减音消，哑口无言。遥想那些岁月那些人，‘常使英雄泪满襟’。”齐邦媛说，“我的人生无大怒也无大乐，就像冲进哑口海的巨流，早就消了音。”

“中国人自二十世纪开始即苦难交缠……生者不言，死者默默。”《巨流河》是“原乡创作”，“巨流河”和“哑口海”就是创作的原乡。

歌德曾说：“在最近这两个破烂的世纪里，生活本身已经变得多么孱弱呀，我们哪里还能碰到一个纯真的、有独创性的人呢？”《巨流河》真是一部“离散书”，关乎家国记忆与身份认同——从东北流亡到关内、西南，从内地漂流到台湾，个人的家国之忆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要纪念一个有骨气的中国。”所以，纯真的、有独创性的齐邦媛，其笔触是悲而不怒，哀而不伤，包含慈悲——给予众生喜乐曰“慈”，拔除众生苦难曰“悲”，这就是情怀。

齐邦媛说，回应时代暴虐和历史无常的最好方法，就是以文学记述超越政治成败的人与事。书中的齐邦媛是反战的，她喜爱的是弦歌，期待的是和平。是啊，在1945年抗战胜利后，如果中国不陷内战，而是两党勠力同心，携手重建，或通过票选，轮流执政，中国的命运当然是大不一样。“日本与德国在盟国的扶助下迅速复兴，而中国国军却在战后，疲兵残将未及喘息，被迫投入内战，连‘瓦全’的最低幸福都未享到。”

那个“埋藏了巨大悲伤的二十世纪”，渐行渐远。

F.渡海

“巨流河”以1947年为分界，前半段写大陆经历，后半段写台湾时期，时间的巨流与空间的巨流交织。

在台湾，齐邦媛是“外省人”。但是，与1949年败退台湾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不同，齐邦媛是1947年大学毕业后，在9月受聘于台湾大学外文系助教，由此前往台北的。其实早期的台湾，“在政治上尚未分本省、外省，大家心思单纯”。

当年改变齐邦媛人生道路的，是马廷英。彼时在大陆工作也不好找，“我在上海，思前想后，真正不知何去何从。突然有一天，在南来北往的客人中看到了马廷英叔叔。”正是经由马廷英介绍，齐邦媛渡海来台，成为台大助教。

马廷英1899年生于辽宁省金县，是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是中国海洋地质科学的重要先驱。他年轻时曾留学日本，学习地质学。抗战初起，他放弃了在日本长达17年地质学者的工作，回国献身文化报国。1945年抗战胜利、台湾光复后，马廷英奉命去台湾，成为“接收大员”之一，负责接收台湾教育机构，一起接收了日本的台北帝国大学，重建了台湾大学，他在地质系当教授，后出任系主任。

马廷英自1937年起，每次到南京以及后来到重庆，都住在齐邦媛家。“因他一直单身，我母亲特别照顾他的衣食。他身躯壮硕，笑声洪亮，我们全家都很喜欢与他亲近。他曾带给我一小袋我一生第一次看到的海贝蚌壳，讲他去海底探测珊瑚礁的故事，很给我们开眼。他到四十岁才结婚。生了一儿一女，男孩马国光，笔名亮轩。在台北长大成为作家。”

马国光是知名作家，以笔名亮轩名世。亮轩著作《青田街七巷六号》《风雨阴晴王鼎钧》《飘零一家：从大陆到台湾的父子残局》，影响都很大。马国光儿子马世芳，是台湾知名的音乐人。

亮轩《青田街七巷六号》台湾版封面。

我曾穿过大树掩映的台北青田街，特意前往七巷六号拜访过。那是一座日式庭院，日据时代由“台北帝国大学”足立仁教授于1931年建成，足立仁来自北海道札幌市。台湾光复后，该庭院由马廷英教授购得，成为作家亮轩儿时的家园。台湾作家琼瑶处女作《窗外》改拍电影时，也借用了这里的场景。

1947年，齐邦媛正处23 岁的芳龄，作为一名外省单身女子，抵达“二二八事件”后的台湾。发生于1947年2月28日“二二八事件”，是台湾省人民反专制、反独裁、争民主的群众运动。 

对于“二二八事件”，我曾在《陈仪悲歌》一文中有过详细介绍（详见《历史学家茶座（2014第三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12月第1版）。陈仪是国民党军政大员，曾两次赴日本留学。1945年8月，受蒋介石之命，陈仪赴台就任光复后的台湾首任行政长官。“二二八事件”，则成了陈仪从政生涯的一次“滑铁卢”，他不得不回到大陆任职。之后因涉嫌鼓动起义，被秘密扣押，辗转押解至台北，于1950年6月18日被杀于台北刑场。陈仪是国共内战的一个缩影。

台湾著名导演侯孝贤执导的电影《悲情城市》，背景就是“二二八事件”。

齐邦媛初到台北，一开始就借住在马廷英叔叔在青田街的家。她的描述是：“一条条窄窄的巷子，日式房子矮矮的墙和木门，门不须敲，推开就进去了。有个小小的日式庭院，小小的假山和池子，像玩具似的，倒是沿墙一排大树有些气派……”

齐邦媛在台湾有了人生第一份正式的工作，其实刚开始时她老想着回大陆，那时年轻单纯的她，哪能想到后来南渡与北归的巨大区别？

而“真正让我留下来的，是到外文系看到一堆一堆的洋书”——台大历史系郭廷以教授是她父亲的朋友，劝她留下帮外文系整理那些散满两室的书，自己也可以静下心看看书。“郭伯伯正好要退掉台大温州街的一间单身宿舍，搬到家眷宿舍。他去和总务处说，把那间宿舍拨给我住，可以安定下来，走路上学也很近。”有了自己的一间宿舍，齐邦媛在台北安心地安顿下来。

这时已是1948年，齐邦媛在武大校友会上与电机系学长罗裕昌相遇，当时罗裕昌在台湾铁路局工作，是台湾第一代公务员。罗裕昌对齐邦媛一见钟情，“据他日后告知，当天他在校友会看到我，下定决心要娶我回家”。罗裕昌来到齐邦媛的新宿舍看过后，回去拿来一床厚重的日式榻榻米用褥子，一把水壶，一个暖水瓶，两个杯子和一个搪瓷脸盆。“并且在小小的公用厨房给我烧了第一壶开水，灌在暖瓶里……”

两人相恋后，于10月返回上海，由父母主持，在新天安堂基督教会举行婚礼。之后夫妻返台。

齐邦媛在台湾的生活，与常人无异：教书、结婚、生子、教学、翻译、写作，用齐邦媛自己的话说“过得算不错”。那是一种平静的快乐，时光会流出一条宽广的河。

婚后他们安家在台北市大安区丽水街38号，那是台铁的房舍。罗裕昌后来担任了台铁总工程师、副局长职务。夫妻俩在这里住了40多年，直到2008年搬出，房舍返还给台铁。

之后，台湾一批文化人发出声明，吁请文化部将齐邦媛故居及同栋大楼列为历史建筑，成立台湾文学馆北馆，并将齐邦媛故居规划为“齐邦媛文学室”。对此，齐邦媛登报发出声明，明确表示不同意。齐邦媛公私分明、干净利落、毫不恋栈。

丽水街这条街我也是特意去过的，这一带的街道以大陆浙江南部城市地名来命名的，青田街、温州街、金华街、永康街、泰顺街等等皆是，而我的家乡就在丽水市青田县。

大陆与台湾，本来就是一家。

G.师者

在台湾，齐邦媛并不是专业作家，她的身份是大学教授。

齐邦媛6岁离开故乡到南京；1938年11月底，她由父亲带往重庆，就读南开中学。1943年，齐邦媛考入了内迁至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开始念的是哲学系，一年后转入外文系，受教于朱光潜、吴宓、钱穆、戴镏龄、田德望、缪朗山等先生。

每次回顾朱光潜、吴宓、钱穆这些大学老师，齐邦媛总是满怀深情，她说自己最大的受益，就是培养了文化的“品味”。

抗战时念大学，那时多么不容易！“没有内在的平静，没有外在的安宁”。但是，对于当时的艰困，朱光潜上课时“一字不提”只是安静地讲他的诗篇。

《巨流河》中记述了这个细节：有一天，朱光潜先生讲到华兹华斯的《玛格丽特的悲苦》，写一个妇女，独子7年无音讯；他读到“天上的鸟儿有翅膀，链紧我们的是大地和海洋”，说中国古诗有相似的“风云有鸟路，江汉限无梁”之句，此时竟然语带哽咽。那是南北朝诗人谢朓的诗句，意即“风云之间鸟儿还能展翅飞翔，江汉阻隔却没有可走的桥梁”。

朱先生稍微停顿，又继续念“if any chance to heave a sign，they pity me，and not my grief（若有人为我叹息，他们怜悯的是我，不是我的悲苦）”，随即“老师取下了眼镜，眼泪流下双颊，突然把书合上，快步走出教室，留下满室愕然，却无人开口说话”。齐邦媛说，“也许，在那样一个艰困的时代，坦率表现感情是一件奢侈的事，对于仍然崇拜偶像的大学三年级学生来说，这是一件难于评论的意外，甚至是感到荣幸的事，能看到文学名师至情的眼泪。”

“即使是最绝望的诗也似有一股强韧的生命力”，齐邦媛说，“人生没有绝路，任何情况之下，‘弦歌不辍’是我活着的最大依靠。”

在台湾学界和文坛，齐邦媛被尊称为“永远的齐老师”。1950年6月，因丈夫罗裕昌调任铁路局台中电务段长，齐邦媛也调往台中市工作。她向台大辞职时，前一任的系主任王国华教授说，“Miss齐，没有人在台大辞职。”但齐邦媛一生工作皆随夫转移，挥挥手作别台北的云彩。她先是到台中一中任教高中英文，之后在1958年至地处台中市的中兴大学任讲师，直到1967年随夫调差，迁回台北。在台中，她一住17年。

迁回台北后，1968年年初，齐邦媛赴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进修比较文学。1969年齐邦媛又返回中兴大学，出任新成立的外文系系主任。这是齐邦媛白手起家，推动、促成、创办、奠基的系，按约定任职满3年后，她辞职回台北，“我是万分不舍，一草一木都似说着离情”。

之后，齐邦媛长期在台湾大学任教，1988年从台大荣休，之后一直受聘为台大荣誉教授。此外，她曾任美国圣玛丽学院、旧金山加州州立大学访问教授，以及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客座教授。

台湾大学校门口。 徐迅雷摄于2016年1月

齐邦媛一生倾注于中西文学的教学、研究，不仅引介西方文学，同时将台湾代表性的文学作品英译推介予西方世界，致力于推动台湾文学的发展和传播。

2019年2月25日，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在台大颁授齐邦媛荣誉博士学位，源于1968年齐邦媛到印大进修学习。齐邦媛十分珍惜这次读书的机会，不顾性命地修了6门主课，如饥似渴地学习钻研，取得优异成绩。然而，在即将获得硕士学位之时，却因出国期限已满，她不得不放弃机会，抱憾归国。印第安纳大学能够想到给齐邦媛补上荣誉博士学位，亦可见对学者的尊重。

齐邦媛长期执教的台湾大学，当然是台湾最好的大学。而“蓬勃发琼岛，气象见中兴”的中兴大学其实也很不错，属于“中”字头的公办大学之一。两所大学我都曾去拜访过。台湾著名诗人郑愁予就是毕业于中兴大学，《巨流河》中引用了他的名诗《错误》中的名句：“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郑愁予来杭州纯真年代书吧做新书分享的时候，我们有过交流，还曾一起共进晚餐。

台中的中兴大学校园，这块刻字巨石留给我深刻印象。 徐迅雷 摄

中信出版集团于2019年出版“华语文学60年·散文精选”之《岁月慈悲》一书，书中收录齐邦媛的散文《一生中的一天》，源自2004年台湾尔雅出版社出版的《一生中的一天》一书。齐邦媛记述了“我一生所授的最后一堂课”，下课了，“三言两语，平静地走下讲台。我终于无泪地做了这一场割舍……”

齐邦媛本身是师者，是学者，本色不变。如今不难看到，在一些地方，学者被权力收购之后，只能硬装着像学者。齐邦媛一直很纯粹，她甚至都不会上网，和外界联系主要靠写信。她笑言：“学生们都说我是‘恐龙’，不会用电脑也不会上网。”在我看来，这恰恰是保持了学者本色。

1960年代，台湾著名诗人、作家余光中提出“学者散文”的概念。2003年，大陆的大象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很精彩的《世界华人学者散文大系（全10册）》（何宝民主编）。彼时《巨流河》尚未开始写作，否则也应节选入书。学者散文，学者创作，是中国现代散文的一个重要分支；兼备才情与理趣，既具文学的审美价值，又具学术的文化内涵，《巨流河》是代表作。

H.出版

京城三联书店原总编辑李昕，在《一生一事——做书的日子（1982-2022）》（上海三联书店2024年3月第1版）一书中，专门有一节《台湾女作家齐邦媛》，讲述了主持出版该书简体字版的来龙去脉。

王德威是齐邦媛的学生，毕业于台湾大学外文系，先后在台湾大学外文系、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担任教职，是知名的中国文学评论家。正是他在2009年将《巨流河》介绍给三联编辑的。

《巨流河》台湾繁体字版，由台北远见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于2009年7月问世，一时间洛阳纸贵。地处台北松江路的“天下文化”是台湾挺不错的出版单位，我除了《巨流河》还买过他们出版的《传灯——星云大师传》《钱煦回忆录》等书。

台湾版《巨流河》封面。

李昕捧起来自台湾的繁体字版《巨流河》，便不能释手。“作品是一个大时代的真实写照，作者以自己一家两代人的人生经历为线索，以女性特有的敏感和细腻，勾勒出纵贯百年、横跨两岸的历史图景。作者的文笔温婉深沉，含蓄内敛，写人叙事，情貌毕肖。”他惊叹于齐邦媛的家国情怀、作品的微言大义，“它是感性的，充满着感情，但更是理性的，倾注着深邃的思考。对于我们，它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打开了反思历史的另一扇门。”

《巨流河》简体字版出版后，齐邦媛说：“大陆媒体问我最多的问题，就是简体字版出版以后删减有多少？我可以告诉你，删减其实不多，不到一万字。被删部分，基本上我都是认可的。”对此，也有网友说得有点过火：“出书删删删，只能出‘太监版’，难道非太监不能在这片土地上生存？”

三联书店出版《巨流河》，是个完全正确的决定；《巨流河》成了畅销书，此后一印再印，连印数版，两年内销量就接近20万册。随后《巨流河》还推出了日文版，在日本也引起许多反响。

大陆三联书店老版本《巨流河》封面。

但是，后来很遗憾，三联书店却放弃出版《齐世英口述自传》简体字版。李昕总编辑反思整个过程，感到后悔了。另一家出版社——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很快把它收入一套口述史丛书，在2011年出版了。“今天想来，或许是我过分追求完美而求全责备了。因为《齐世英口述自传》尽管截止到1949年，但它的史料价值仍然是值得重视的。”

李昕说，“我对齐世英也早有一些了解，知道此人晚年内心有诸多痛苦，颇多醒悟，他对国民党其实有着深刻的反思。比如，他曾经对李敖说：‘国民党革军阀的命，革了这么多年，其实国民党还不如军阀。’”

2014年，在齐邦媛90岁时，台湾天下文化出版《洄澜：相逢巨流河》，作为纪念。这是一本众多知名作家合著的书，是《巨流河》回响的纪念文集，由齐邦媛本人编著。全书分为评论、访谈、来函三个部分，从千篇文字中精选近百篇，其中包括王德威的《如此悲伤，如此愉悦，如此独特》、王鼎钧的《一九四九三棱镜》、简媜的《一出手，山河震动》、陈文茜的《齐邦媛的历史巨河》、林文月的《巨流河到哑口海的水势》、韩福东的《“我现在还有一个精神在”》等等，琳琅满目。

台湾举办了新书发表会，包括前“行政院长”郝柏村、作家白先勇和龙应台、知名人士陈文茜等都出席了，他们一起向“永远的齐老师”致敬。齐邦媛在会上表示：“《洄澜》的重点是相逢，人生中这样的相逢很难得。”陈文茜则狠批日本侵略者，沉痛呼吁：“在此时更应重读《巨流河》，重新检视人类历史的普世价值，杀人、侵略都是不对的。”

2016年1月，大陆三联书店出版了《洄澜：相逢巨流河》简体字版。是的，“如千川注入江河，洄澜激荡”；但愿那浪花再起，恰似你的温柔……

大陆三联书店版《洄澜：相逢巨流河》封面。

I.评价

波涛滚滚的巨流河，已然化为静静的巨流河。

老一代人，留下一部部回忆录，或者口述实录，永远都很重要。个人史或家族式的自传，也往往会倾向于美化自己亲友，不免会有“失之偏颇”之处，但不能因为这个尽人皆知的“通病”而没有个人回忆录。

“传记的根本悖论是：只有通过选择才能得到完整。”传主的一生很长，传记不可能面面俱到，“利己化选择”和“零碎的统一性”也就成了传记文体的特点。大时代下的私人记忆，不是“自然流”的日记视角或他人的评传视角，而是个人的回忆视角，对人物陟罚臧否时，往往会有失公允，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在《巨流河》中，齐邦媛的父亲齐世英是关键人物之一，书中的书写与评价，引发不同人的不同看法，见仁见智，有人认为过于美化了。

齐世英是满族人，年轻时留学日本和德国，效力奉军郭松龄部期间，参与兵变，倒戈张作霖；郭松龄兵败后遭诛，齐世英命大，成功出逃，最终流亡关内。齐世英成了少帅张学良的宿敌，后来因为“西安事变”，张学良被蒋介石长期囚禁。齐世英曾是国民党东北地下抗日活动的负责人，到了台湾之后，晚年他与老蒋也尿不到一个壶里。

洪流滔滔，人事浮沉。“父亲一生历经大格局与大挫败，从未在人前人后怨叹个人得失，唯有对报国志业的幻灭耿耿于怀。”这是齐邦媛认知、评价父亲的基点。

齐邦媛生长于权力家庭，属于那个时代的“既得利益者”，情感和本心本性上，自然是支持官僚权力结构的；所以在武汉大学读书时，她对民间运动也是保持距离，且有微词——“左倾教师”闻一多他们激越的群众运动，给她带来很大的“困惑与悲愤”；她对左派分子、左倾团体、左派阵营总是保持警惕。

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齐邦媛在珞珈山武汉大学的青春留影（详见《巨流河》）。

一部著作的优点往往也是它的缺点。《巨流河》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这里辑录部分“众说纷纭”的评价，以资参考：

陈文茜评价：“她写得如此不着情绪，我却看得惊心汗颜。那一段我们误以为熟稔的历史，原来埋葬了那么多不同人物、不同角落的悲剧。而每个人，却以为自己的悲剧，在那个年代，只是唯一。”

白先勇表示：“《巨流河》提醒我们，东北曾在中国担任重要而痛苦的角色。历史只有真相，没有政治，历史深深在民众心中，要把历史磨掉或改写都会注定失败。”

学者评价：“一本书的底色和气魄，应该首先来源于它的名字，就像这本《巨流河》。从它初次登场进入我们的视野，就如同一道磅礴的奔流，激荡喷发出这部民族史诗的血与泪。”

学者评价：“《巨流河》等类似的著作，给我们带来了些许慰藉。他们都是平凡之人，但他们的文字却能超脱自身的苦难，在命运的变迁和知识的积累中逐渐形成对时代的洞见力和观察力。这种力量不仅在于那些虚幻而庞大的家国理想，而是源自人性需求最内在的本质，它回归古典传统，接续现代价值。”

学者评价：“《巨流河》是一部悲欣交集的个人回忆录，它记录了二十世纪中华民族艰辛而回肠荡气的时代变迁。《巨流河》的文字有意识地选择平淡无奇，力图摒弃主观激烈的煽情，代之以客观冷静的叙事。但细味其中，作者恰到好处的形容词、画龙点睛的景物描写、独特的植物意象，为《巨流河》的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读者和网友的评价就更多了：

——《巨流河》呈现了大时代的表情、呼吸与体温。

——厚重的《巨流河》，以近代中国的苦难、不屈、不幸用家族史的视角再现，它是我们共同的家族史！

——这是一个时代的情绪记录，一个家族的故事回忆。作者的感情真挚深沉而细腻，用邃密通透、深情至性、字字珠玑的笔力，记述纵贯百年、横跨两岸的大时代故事。

——《巨流河》叙事方式是内敛又深沉的，哀而不伤。齐邦媛以“诗的真理”来写这群人，“下笔时如此悲伤，却也如此愉悦”，尤显出一份高贵的尊严，就像她在颠沛流离的岁月中，力求用诗歌来寻求心灵慰藉一样。

——这边的民国史过于脸谱化，《巨流河》稍好一点就有了反差感。这种一手回忆录，重要的也不是史料价值，而是一种时代情绪。

——读了《巨流河》这本书，你终于明白，我们为什么需要知识分子。

……

在我看来，《巨流河》引发争议也正常，但这本著作无论如何都是独特的。只有一个齐邦媛，只有一本《巨流河》。《巨流河》也是真诚的、温暖的。它是散文，有诗意的长篇散文，不是历史学著作；而且是作者80岁高龄之后开始写下来的，作者本身也不是专业作家，有缺点也正常，世上完美的东西其实也不多，不要有太多的苛求。

一个时代的东北作家，我最爱的当然是萧红，萧红的天才与独特，是无法比拟的，她的小说其实都可以看作是散文，独一份的散文；《麦场》就是散文化的标题，胡风当年改作《生死场》，那才成为典型的小说书名。《生死场》是“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的一幅“力透纸背”的图画。与齐邦媛相似，萧红的作品也是“在场主义”文学。

每人都在书写自己的历史，大家也应善待他人的历史。

J.身后

在生命的最后时期，齐邦媛其实已很委婉地与亲友告别。

作为齐邦媛的好友，陈文茜也想找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建立“齐邦媛文学史馆”，赞助者也找到了，地点也有着落了，但齐老师却回复“千万不可”，认为人间百苦之源，一是命运，一是名利，而人之所以败坏，一是为名，一是为利；书写“巨流河”乃毕生难忘的回忆，绝不是为了“文学”作家之名。

有齐邦媛、有《巨流河》是最重要的，有没有“齐邦媛文学史馆”还真不重要。齐邦媛已把《巨流河》等著作手稿、文友书信、翻译作品等，全部捐赠给台湾大学，她只是希望有更多年轻人阅读《巨流河》，了解“我们这一代人对教育、读书的想法。”

齐邦媛曾参与鼓吹催促的“国立文学馆”，2003年终于在台南设立，经“立法院”改名为“国立台湾文学馆”。我曾去参观过，那馆舍是一座拥有百年历史的古迹，前身为日治时期的台南州厅，落成于1916年。一度年久失修，自1997年开始修复，竣工后面貌焕然一新。在台湾文学馆给齐邦媛留一个角落，那是很好很有必要的。

“复杂的痛苦，简单的快乐，就是一生。”亮轩在阐述《青田街七巷六号》写作意图时说得好，“只有记忆才是真正的存在，只有一件事可以确定：我们都是过客。”

齐邦媛接受大陆《三联生活周刊》访问，是一笔一划手写的书面答复，在最后她写了一段语重心长的话：

“我希望中国的读书人，无论你读什么，能早日养成自己的兴趣，一生内心有些倚靠，日久产生沉稳的判断力。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人，这么复杂，环环相扣的历史，再也不要用激情决定国家及个人的命运；我还盼望年轻人能培养一个宽容、悲悯的胸怀。”（详见《三联生活周刊》2012年第3期）

“再也不要用激情决定国家及个人的命运”，这是多么委婉而深刻的话！陈文茜则说了一句更形象也更沉重的话：“书如堆叠之枯叶，每个段落都是中国人的哀痛！”

历史需要补课，人类需要和平，今后不要再兄弟相争。让选票代替子弹，因为“票决”远比“枪决”高明和文明。

（作者系《日本华侨报》专栏作家、香港新闻社日本分社特约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