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与发展”是过去的主题亦是现在的主题，尤其是对于历经了20世纪残酷战争的现代亚洲而言，治愈战争的创伤是其和平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因素。然而如今日本部分年轻人对战争尚未有正确认知令人担忧。我们有必要回归历史语境，还原真实历史，借此促使日本民众形成正确历史认知。通过直接或间接体验战争的日本人留下的反战记忆唤醒现在日本年轻人的反战思考、共有和平思想，应是有效可行之法。

在为后世遗留珍贵战争记忆的诸多日本人中，亲身经历了明治、大正、昭和时代的女作家野上弥生子（1885～1985）以笔为戎、多方呼吁反战和平，并积极投入和平实践，留下了丰富的反战记忆遗产。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其执笔八十载所撰作品的和平反战价值进行重新发掘，从其小说、散文、翻译、旅行记、童话、戏剧、日记等多领域成果与身体力行的社会实践活动中，系统性、多视角地考察其和平反战思想之变迁，期翼再现其文学底流的和平反战思想，为现在的中日和平反战教育提出有意义的建议。

一、明治时期反战和平之隐喻

明治维新倡导“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使日本成为了亚洲地区最早完成西化的国家，与此同时以“脱亚入欧”为标志的近代化在日本民众心中烙下了自己国家已是亚洲优等生的印记。这种国民性的潜意识与对外拓展国策相结合，为日本一步步沦为西方霸权的鹰犬，发起诸多的侵略战争埋下了祸根，而这些均在明治与大正时期的日本社会中隐隐露出了端倪。

1911年2月野上弥生子发表于《经过墓地》，讲述了一则悲剧：一位年轻的陆军中尉即将踏入婚姻殿堂，然其在婚前出征大战，与未婚妻天人永别。小说寥寥几笔呈中尉与其未婚妻间亲昵美好关系于读者前，且以隐喻方式道出这看似他人之事，不知何时便会发生于自身之上。换言之，弥生子在此悄悄埋下了引人反思现实的种子。为何有这样的悲剧，书写沉寂于墓中之人，乃为活着的人更加理性的活着，不难引出战争便是悲剧的缔造者。其反战之意是潜藏的与引义的。

同年9月弥生子发表《名为弹正之鸽》，描绘了名为“弹正”鸽子的故事：“弹正”来源于歌舞伎·净琉璃中伊达骚动中登场的叛臣“仁木弹正”，因它总欺负自己的同类，且容貌显恶，故称之“弹正”。一日喂鸽子时发现少了弹正，细循便见黑猫咬死的鸽子残骸，估计便是弹正。继而以倒叙讲述了弹正往日劣迹，最颠覆人对鸽子温顺和平认知的是弹正竟因嫉妒幼鸽，先后残忍地啄死了四只鸽子，而最终自己被黑猫咬死。

这是一个以畜喻人的小故事，正如谋杀同类的“弹正”，可谓名不副实，几乎演绎了“鸽子”的反义身份。即“和平之鸽”与“残忍”“弹正”形成了鲜明对照，细思便可推析，此揭示除了动物的两面性，更隐射人之两面性，即善与恶的综合体，而将之表现最为极致的便是将恶合法化的战争。故此，在这以大欺小，以妒杀胞，终恶有恶报的“弹正”身上折射处打着正义旗帜却实行残忍掠夺侵略的日本军国主义。

二、大正时期反战和平之呼吁

野上弥生子为提醒日本民众警惕当局的对外侵略行径，不仅在小说中隐喻地书写反战和平的主题，亦曾创作多部戏剧，以借古讽今、托物言志等方式言说出反战和平之望，如《藤户》（1920）、《邯郸》（1920）与《被缚者》（1923）等。

《藤户》以“藤户合战”为背景，描绘了佐佐木三郎盛纲率兵攻陷平行盛占据的备前国儿岛后，一位在此战中丧失儿子的老妪向盛纲声讨战争之恶的情景。老妪为战场上成千上万的尸骸发出怨愤之呼，控诉穷兵黩武的战争带来的杀戮不仅夺去了大量士兵们的生命，也极大地破坏了他们的家庭。而嗜血成性的盛纲对老妪的声讨充耳不闻，甚至为杀人行径寻得听似合情理由——此乃其为军人的生活，不杀人便感孤独的寂寞与焦躁。并按此逻辑以成就伟业为由，为自己尚不能死做开脱。这样的自我辩解揭示了战争对人性所造成的极度扭曲。弥生子创作该戏剧时正值苏联爆发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日本国内人民反专制、争取民主权力与普选权运动进入高涨期。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转移国民视线，镇压社会主义思想，于1918年宣言出兵干涉苏俄，并进一步加强了对朝鲜的统治。朝鲜人民的反日独立运动日益高涨，至1919年爆发了其在日本统治时期规模最大的“三一”运动，日本对此进行了暴力血腥镇压。为巩固殖民统治，美化日帝吞并朝鲜的侵略行径，自1919年8月开始实施所谓的“文明政治”。由此可言，《藤户》在一定程度上旁敲侧击地批判了日本对朝鲜的侵略行径，呼吁人们对侵略战争进行反思与内省。

《邯郸》则取材于中国传奇小说《枕中记》，弥生子通过主人公卢生所做的帝王“奋发—称霸—迟暮”三幕梦，反思日本在近代化中由盛转衰的进程，批判了野心不断膨胀的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一统东亚的侵略行径。卢生所梦楚王一生暗喻着日本踏上军国主义侵略道路后即便一时兴盛终究会失去所有。同时从登场四位女性积累的反战和平之果对其后楚国的繁荣发挥不可磨灭功绩，可体现出反战和平需付代价，但这是正路，也是历史最终会行至之处。此外，《邯郸》中的梦境所折射出的诸多与日本明治大正时期的社会现状近似之处，也暗示着读者不仅是停留于对自身命运的关注，亦需明辨国家形势，分辨形形色色的旗帜后面的真实意图，以避免陷入盲从而后悔终身。

三、昭和时期反战和平之呐喊

1937年以“七七事变”为标志日本开始了全面侵华，在同年元旦，野上弥生子应《东京朝日新闻》之邀致新年寄语，她以“一个祈愿”为题疾呼反战，无论临何天灾均可，切祈唯独不要战争。在彼时充斥狂热军国主义思想、言论高压管制的敏感时期，能如此疾呼反战，足见其追求和平之勇敢与坚毅。而此非一时兴起之举，1936年7月弥生子已在《妇人公论》翻译了托尔斯泰短篇小说《人需要多少土地》，呼吁人不该贪恋不属于自身之物，若联系社会局势，如当年“二·二六”事件，日本法西斯军事独裁政权成立，狂热地企图称霸亚洲的野心昭然若揭。弥生子则在此时特地向日本读者推介托翁之文，虽未明言对当局所为的反抗，但其中对军国主义侵略他国、掠取本不属于自己土地的批判之意已显然可见。

在昭和战争时期，日本文坛和平反战之声被强制进入缄默期，以宫本百合子为代表的诸多良心之士被囚禁，不少文人走上了被迫“转向”之路。当时毋言发表直接的反战言论，稍有反战倾向的言论均会遭特高警察的严查，故弥生子不得不按下《迷路》创作暂停键。然而，即使在这段无法言说和平反战、文坛正义失声的阶段，弥生子依然在其日记中记录着真实的日本现实之境，并于1938-1939年出访欧美，汇国外所见所闻出版了《欧美之旅》，通过所见日军炮火轰击下中国支离破碎的城市残景、欧美诸多的反战和平艺术作品、西班牙内战后的衰败荒凉、美国母亲们联名的反战标语等，以跨国境的他者之口向国内民众发出反战和平呐喊。并在归国后，参加了诸多座谈会，阐释其对世界局势、中日关系、日本国内现实等的真知灼见，多次强调反战和平之重要。这在其随后的小说《山姥》《砂糖》《狐》中均有体现。

二战结束后，日本百废待兴，然战争余波依然未止。在此时期，弥生子继续围绕着反战和平进行文学创作与社会实践。如1948年面临冷战进入高潮时，弥生子应邀于《妇人》杂志“向世界妇人呼吁·用妇人之手守护世界远离战争”栏目中发表了题为“我憎恶战争”之文，以冷静理性之言揭露“战争不可抗力”宣调的矛盾逻辑，并站在全体妇人的立场独辟反战蹊径。这反战和平的执着烈焰一直燃烧至其生命的终点，她在耄耋之年依然孜孜不懈地书写着这一主题，如《迷路》《秀吉与利休》《森》等。

大江健三郎曾言：自己作为晚了半世纪出生的后辈，是弥生子文学的爱读者亦是其文学的共鸣者，时代需要像野上弥生子这般富有责任感与使命感的作家，亦需要如弥生子般关照社会、针砭时弊、治愈人心的文学。他高度评价弥生子的长篇小说《迷路》，称之为引导人们走出文学缺陷进入现实切实之经典。同样，当下的我们亦应重温经典、呼吁反战，为世界和平、构建人类命运体做不懈努力。（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研究员，本研究成果由“国家资助博士后研究人员计划”资助（GZC20231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