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总书记曾指出：“不断加强同各国民间人士的深入沟通交往，培育共同语言，增进相互理解，开展互利合作，培养大批知华友华人士。”回眸历史，在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邻国日本，相继成立了七个对华友好民间团体，它们分别是日中友好协会、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日中经济协会、日中友好议员联盟、日中协会和日中友好会馆。七团体在战后中日关系的不同时期，为改善两国关系、促进经贸发展和文化交流、扩大双边人员交往、增强民众情感等方面，发挥了“民间外交”的独特作用。其中，最早成立的日中友好协会（下称“协会”），在中日无邦交的岁月里，作为推动中日“友好交流”和“贸易合作”两轮滚动的“草根”力量，坚持同反华反共的美日政府斗争，施行积累渐进式的“民间外交”，主导宣传中国的正面形象。然而，随着中苏关系恶化，中共与日共党际关系破裂，协会也经历了组织分裂、暴力内斗、机构撤并、运动萎缩等腥风血雨。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通过梳理邦交前的协会发展史，并剖析其产生、定位与功过，以期萃取中日关系发展中的经验智慧，为中国外交的时代之问尽一份绵薄之力。

协会的缘起离不开与中国有着渊源的内山完造。战后返日的内山面对国内哀鸿遍野的现状，萌生了“复兴与战争”的思索：唯有政府（含民众）以诚挚之心向中国道歉，方为日本复兴之钥。他通过演讲向日本民众宣传中国，分析全面媾和与和平安定的关系，呼吁日中两国应以资源、优势互补的方式交往，激起日本民众强烈共鸣。1948年内山在故乡冈山演讲之际，与挚友中西宽治在日本首次为“日中友好协会”揭牌，堪为协会早期雏形。

1949年10月10日，协会筹备会在内山等人精心筹划下开幕，日本政经文教界、劳工妇女界等代表参加。筹备会表达了对新中国诞生的美好祝愿和对日中友好的深切期许，表明了反抗美国占领、争取民主自由的坚定信念。1950年1月12日，协会发起人总会确定了协会名称、会则、组织架构、机关报等“身份”，明确对华联络的战略方向，启动搜集在日中国劳工尸骨等前期工作。经过内山等近1年的筹备，协会成立大会于9月30日召开，大会统筹了人事布局，通过了宗旨、方针及章程。宗旨明确了“纠正错误中国印象”“推动日中文化交流”“促进日中贸易合作”“谋求世界安全和平”的四项纲领。方针确立了协会超越党派与阶级界限、不依赖国家机构开展日中友好运动的原则。

若以协会分裂时间为界，自1950年至1966年，协会发展可谓欣欣向荣。尽管有来自反对势力的重重施压，但协会在促进日中友好的道路上愈发坚定。在组织上，地方分会相继成立，会员人数稳中有升，结构逐渐优化。如1955年至1956年，协会成功整合全国14个都道府县的市、町、村等各级支会为10个联合会，并在28个县府设立分会，吸纳万名会员。截至1959年，全国支部增至239个，会员数达11040人。而到1966年16届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会员总数突破5万大关，使协会成为战后日本规模最大的民间团体。

反对美日政府的逆流行径。协会从民主和平角度出发，反对美国对日本的占领和“片面媾和”，谴责日政府对盟军唯命是从。在吉田茂时代，协会积极声援中国志愿军抗美援朝，高调反对美国一手炮制的“旧金山体制”下的对日“片面媾和”。在岸信介时代，针对其蓄意制造“两个中国”、破坏日中第四次贸易协定、强行通过《日美安保条约》等有将日本再次拉入战争边缘的行为，协会组织召开全国紧急会议、发表《告国民书》、“反安保”斗争等国民运动，坚决抵制政府倒行逆施的行径。“长崎国旗事件”突发后，长崎分会第一时间妥善处理，及时追究暴徒和岸内阁的责任。在佐藤荣作时期，日美牵头联手韩国、南越、台湾地区，企图以强化军事同盟的方式在东亚地区形成进一步“遏制中国”的包围圈。协会与国际贸易促进协会等多次赴羽田机场，开展声势浩大的“反佐藤出访台湾、南越、美国”集会。

力促中日民间贸易落地。在美日政府对华“禁运”政策的严峻形势下，协会一方面加大宣传力度，让民众知晓贸易带来的益处；另一方面利用会员当中自民党、议员身份的便利，在国会为贸易界打破政府“禁运”政策踊跃发声。此外，设法开辟传递双方政策、信息、人脉资源等“通道”，既让中方了解日方经贸团体的心声和难处，又让日方经贸团体能够灵活根据中方政策作出调整，力促双方合作落地。功夫不负有心人，双方分别与1952年6月1日、1953年10月29日、1955年5月4日和1962年11月9日成功缔结民间贸易协定，中日关系也在半官化交往中向前发展。

助推战争遗留问题顺解。日本投降后，滞留在华的日侨如何归国成为协会十分关注且迫切需解决的问题。1952年12月，在得知日侨归国意愿后，协会第一时间联络中国红十字会搭建沟通渠道。最终，在日本三团体（红十字会、协会、和平联络会）和中方的共同努力下，从1953年3月20日至10月10日，第一批26127名日侨分7次返日。此外，三团体还与中方密切配合，妥善处理日本战犯的归国问题。由回国战犯组建的团体“中归联”，在日本社会宣扬反战、讨伐右翼，为中日和平友好事业出声献力。协会还联合总评、佛教界、红十字会等成立“中国俘虏殉难者慰灵实行委员会”，开展追究政府战争责任、防止军国主义复活、收集尸骨及悼念等活动。据不完全统计，从1953年7月至1964年11月，委员会共分9次将近5000具中国劳工遗骨送回中国。

搭建宣介与民间互动平台。协会主办《日本与中国》宣传中国与中国文化，并常年举办各类中国主题的图片展、演讲会、报告会、汉语学习会、中国电影展等。随着1955年11月27日《关于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协定》的签订，双方在美术、音乐、电影、戏剧、文学等领域的交流也迎来了高潮。在促成两国科学技术交流上也付诸行动，如1954年1月，协会副会长平野义太郎在日本学术会上提出“要促进日中两国学术交流”议案并得到响应。10月，日本学术会议文化考察团在协会安排下顺利访华。郭沫若也率领中国科学院代表团回访。1965年举办“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活动，其间也处处可见协会人员台前幕后忙碌的身影。

1966年至1972年间，中苏关系恶化使中共与日共的党际关系受到干扰，加之“文革”波及，协会亦未能摆脱动荡和分裂的厄运。1966年10月25日，协会第13次常任理事会上，关于是否承认中日友好协会签订的共同声明议题引发争议。宫崎世民等人支持中共政策，另设协会（正统）总部，以示与“日共派”划清界限。随着“文革”氛围在日扩深，协会两派分歧加大，最终引发了“善邻会馆事件”。协会（正统）总部因“本部事务所问题”等亦产生异见，分裂成黑田、宫崎两派。可见，从1969年后半年至邦交正常化前夕，围绕领导权的党派斗争，协会（正统）陷入极不正常的状态，内在组织涣散、功能下降。协会“日共派”坚守排除干涉、独立自主地发展友好运动主张，将工作重心转移至“推动日中复交”“倡导不再战争”“加强文化交流”等方面，并创《日中友好新闻》机关报。

通过回溯梳理，协会有如此特点：首先，协会的兴起，是战后“和平主义”国际规范之内化、民主化改革力量之推动及市民社会“战后复兴与重建”之索解三重因素的结晶。其次，协会性质属“非国家行为体”，即“非政府、非营利立场的自发性组织”。但遗憾的是，协会自成立之日起就遭受日美政府冷遇与资源匮乏之困，折射出战后初期日本政府的排斥态度。最后，协会功过当一分为二评价。在无外交时期，协会立足日中友好，积极充当“民间外交”的“传播先锋”，架通日中民心桥梁，弥补了当时中日领导层缺乏制度化沟通渠道的空白，也为域外视角下的中共外交党史书写留下浓墨重彩一笔，而协会在特殊时期的部分宣传则存在片面性和主观性。总之，协会在战后23年的中日关系演变中历经起伏，既见证过民间友好的高光，亦承受过内部纷争的折痛。（作者吴凯系南京师范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研究员、李远杰系日本樱美林大学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