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自创立伊始便高度重视机关刊物的建设工作，尤其在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机关刊物更是在全国抗战宣传运动中扮演着中流砥柱的角色，为推动中华民族全面抗日救亡、争取抗战最终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以《解放日报》与《新华日报》为首的各类中共机关报刊成为了抗战时期中共推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有力工具和向国际社会发声的重要窗口。中共机关报在宣传报道中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仅积极报道八路军、新四军及游击队等英勇抗击日军的战绩，也报道了不少在华日人反战活动的巨大成就。这些报道亦成为当下学界研究抗战时期日本和平反战记忆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

一、中共机关报见证了在华日本反战文学的发展壮大

进入昭和时代后，经过日本政府的数次暴力镇压，蓬勃发展中的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遭受重挫，反战文学创作自此趋向衰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日本反战文学创作更是一时濒临绝迹。即便如此，也并非意味着日本反战文学就此消亡——它们以另外一种形式悄然延续了下来。以鹿地亘、青山和夫及绿川英子为代表的日本进步青年毅然选择离开日本前往中国参加抗战运动。1938年在华从事反战活动的日本作家相继齐聚武汉后，便成为了在华日本反战文学生产的核心力量。他们“以笔为戈，化文为弹”，创作了大量反战文学作品来揭露与批判日本法西斯的对外侵略。

全面抗战时期，《新华日报》《解放日报》《救亡日报》《晋察冀日报》《大公报》《前线日报》《抗战文艺》以及《黄河》等十数种主流刊物刊载了将近300余篇日人创作的反战文学作品，涉及的日本创作者更是多达50余人。除了鹿地亘及绿川英子等文人型作家外，还有秋山良照、秋山龙一及长谷川敏三等士兵型作家。这些士兵反战作家数量最多，他们构成了在华反战日人的中坚力量，同时也是直接在前线从事反战宣传活动最为活跃的群体。其中，仅《新华日报》及《解放日报》便刊载日本反战文学作品90余篇，涉及各种长中短篇小说、诗歌、散文、话剧、朗诵诗、报告文学、随笔、通讯以及政论文等，是在华日本反战文学生产与传播的重要载体。

这些广泛传播于抗日根据地及国统区甚至沦陷区的日本反战文学作品，奠定了抗战时期在华日本反战文学的叙事基调，同时充分发挥了其文学政治学的强大抗战宣传功能。中国抗战文学研究会秘书长苏光文曾高度赞扬这些由外籍反战人士创作的反战作品是“滋养着中国抗战文学，充实着中国抗战文学的宝库”，并强调这些反战作品是“维系着中国抗战文学与世界人民及世界反法西斯文学的最初联系，使世界人民感知了中国人民的抗战信心与力量”。由此可见，在全面抗战时期中共机关报不仅见证了在华日本反战文学的诞生、发展与壮大，也见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抗战文艺力量与日本红色革命文艺力量的联合斗争。中共机关报是研究抗战时期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与日本遗失的战时反战文学的重要文学宝库与文学历史遗产。

二、中共机关报展现了中日进步文化界的深厚友谊

书写抗战，传播抗战，赞美抗战，在抗战文化统一战线的时代背景下，一切文艺工作都要紧紧围绕抗战与民族解放的大前提而展开。在华日本反战作家一边在前线与侵华日军开展军事斗争，一边将其斗争过程变成文学作品，使文艺工作充分发挥了团结抗战、瓦解敌军的重要作用。在华日本反战文学能够集中体现抗战的文艺要求，并且其在诞生与译介过程中也充分得到了中国作家的帮助，见证了中日进步文化界团结抗战的深厚友谊。在旅沪期间，视鲁迅为“心魂的导师”的鹿地亘，通过鲁迅陆续结识了胡风、冯雪峰、黄源以及艾青等左翼作家，并得到了他们的悉心关照。在旅港期间，鹿地亘夫妇更是依靠郭沫若、夏衍及章乃器等人的帮助才得以生存下去。

据统计，参与在华日本反战作品翻译的主要译者为郭沫若、夏衍、冯乃超、邢桐华、林林、沈起予、张令澳、楼适夷、康天顺、叶籁士、胡风及欧阳凡海等进步作家。在战时的中国文坛，他们影响力颇深，革命性最强，是抗战文艺的核心力量，并且大部分为中共党员或左翼进步作家，信仰马克思主义，大部分有过日本留学经历，且多与日本普罗作家交往密切。郭沫若、夏衍及冯乃超等人还多次协助指导鹿地亘领导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开展各类反战文艺宣传活动。由此可见，在各种抗战文化团体的运动中，中国共产党才是真正在思想上以及组织上的领导者。中国译者将在华日本作家创作的反战文学积极译介至报刊杂志上，可以说充分继承了鲁迅开拓的“别求新声于异邦”“起其国人之新生”的优良传统。

《解放日报》及《新华日报》等还相继刊载了不少日本反战同盟同志创作的纪念中日和平友谊的文学作品。在胶东半岛参加抗战的反战盟员大西正发表了《反战斗争前线的战士》一文。文章中描写了以金野博为代表的日籍战士是如何在艰苦的环境中与敌寇做斗争的场面。萧华上将曾高度评价金野博同志“与中国人民的胜利同在，与中国的高山流水同在”。反战盟员滨田真实发表了《永远忘不了中国人民的友谊》一文。在文章中滨田真实回顾了4年前自己与坂谷同志战败被游击队俘虏的过程，并感恩自己能得到“八路军亲切的招呼和正义的教育”，体验到了“中国人民温暖的友爱和无限的同情”。反战盟员渡边俊夫也发表文章《我的中国朋友》，对于中国军民的热情，渡边感叹自己“在日本二十多年的生活中，从来没有遇见过的”。滨田真实与渡边俊夫的经历充分展现了中日两国共同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的国际风采，其朴实无华的文章也见证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国际友谊。

三、中共机关报构建了具有东方反战特色的文化统一战线

抗战的统一战线，不仅仅要求联合国内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还要求联合全世界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会议上便非常明确地强调日本革命民众是中国革命民众的有力的帮手。毛泽东亦指出“要使日本的侵略战争失败下去，中日两大民族的军民大众及朝鲜台湾等被压迫民族必须作广大而坚持的共同努力，建立共同的反侵略统一战线。”中共机关报证实了在华日本反战文学并非历史虚无主义的产物，而是活生生的真实历史。它的诞生与日本侵华战争及中国抗日战争紧密相连，是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产物。

据统计，自1938年至1945年底，仅《解放日报》与《新华日报》两报便合计刊载了1000余篇关于“日本反战”的相关报道。同时，中共机关报非常重视社论的报道，刊载诸多反映日本人民反战，中日人民团结起来打倒日本法西斯的相关社论，如1938年1月22日《中日人民团结起来》、1938年9月3日《日本国内反战运动》、1939年3月23日《日本共产党与日本的反战运动》、1944年1月9日《援助在华反战日人》及1944年3月9日《日本人民的解放又近了一步》等。中共机关报真实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宣传抗战思想的领导作用，生动描绘了在华日人参加反战活动的详细过程，忠实记载了中国共产党与日本反法西斯力量联合抗战的英勇斗争。

回顾全面抗战时期中共机关报中关于在华日本反战文学作品的记录，可以感受到人类为了和平事业而激流勇进的辉煌历史。通过中共机关报刊的号召及各种文艺形式的反战宣传活动，不仅唤醒了中国军民的抗战自觉，还进一步击溃了日本侵略者企图瓦解中国民众抗战意志与精神文化的进攻。中共机关报刊载的在华日本反战文学及各国反战文学与中华民族的抗战文学肩并肩，共同构筑了一道具有东方特色的反侵略文化统一战线。这既是全面抗战时期人类文学史上史无前例的壮举，也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在无意识之间努力构建人类和平命运文化共同体的早期尝试。

区域和平学研究是区域国别学研究的重要一环，而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日本民间反战记忆跨领域研究”正是从多维角度出发跨出了阐释与构建东亚和平学研究的重要一步。路漫漫其修远兮，正是历史过程中的每个“这样重要的一步”，见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民族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为全世界和平发展事业开创美好未来的努力尝试。（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