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冬渐寒的2023年12月13日，我应邀到位于山城重庆的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做一场题为“海外华文媒体如何‘讲好中国的故事’”的讲座。到这里，我才知道，西南大学是2005年由西南师范大学和西南农业大学合并而成的。当然，在此之前，它们都有各自的屡屡变迁。

新闻传媒学院的老师非常热情，邀我在西南大学校园里走一走，因为这是当今中国面积最大的大学校园。他们说整个校园占地9000多亩，而网站给的讯息则是“截至2023年6月，学校占地约8347亩”。一位在读研究生老师告诉我，当年，他本科毕业的时候，怀着恋恋不舍的心情，围绕着校园的14个大门转了一圈，或者说是实实在在地辨认了一圈，竟然花费了3个多小时。

踏着赤裸黝黑的银杏树洒下的片片金灿灿的落叶，老师们不时地建议我在一个又一个“人物塑像”前“打卡”留影，以作纪念。我先是选择了与仰坐着的邹韬奋先生的雕像合影，后是选择了与正襟而坐的鲁迅先生的雕像合影，再其后我到学校大门广场与新中国第一代领袖的高大雕像合影，然后再从学校的中轴线返回，回到一栋教学楼前。

这栋以灰色砖瓦、暗红铁窗为特色的教学楼，颇具民国建筑风格，入门二层楼的地方嵌有一块白色的石匾，上面书写着吴宓先生题写的“文学院”三个字。而一楼的入门处则有一块黑底金字的匾额，上面写有“雨僧楼”三个字。我知道，吴宓先生的字就是“雨僧”。

看到“吴宓”两个字，心中顿生一种亲切之感。这不仅是因为10年前我在编著《万条微博说民国》（东方出版社，2013年12月第一版）一书时对吴宓先生做了许多了解，更因为吴宓先生曾经是已故海外汉学家、美国大佛教授、我的外祖父杨联陞先生的老师。

1933年考入清华大学经济系的杨联陞先生，“在校四年期间，除经济系（系主任陈岱孙）的必修课之外，还选修了多门文史课程，朱自清、雷海宗、陈寅恪、陶希圣、吴宓、闻一多、张荫麟、杨树达、唐兰、王力、张星烺、浦薛凤等名师的课，他都听过。”看到这里，有的读者或许认为我是在故意“攀高”，我则想说老夫子讲过，“三人行，必有我师”，何况是把直接聆听过课程的人称之为师呢！

再细说一点，就是今天清华大学校史馆中收有家兄蒋力编的杨联陞著《哈佛遗墨》（商务印书馆，2004年12月第一版），内中收录了杨联陞的《忆恩师》，谈到1933年考入清华大学后必修英文，“那一年英文课用的是各位教授合选的文章。一本大书页数可观，而且有难(例如爱默生的名篇《自助》) 有易（例如赛珍珠的《大地》，选出一部分)。平时对同班(九级)每星期要读很多页，颇以为苦。于是大家决议上书英文系，请求减少。同班推我起草，写在黑板上共同商定。记得起句是‘生等虽膺成均之选，实多樗散之材，范我驰驱，犹虞殒越，追风逐日，势所难能’。全文呈上，果蒙略减。听说吴宓先生对这篇呈文颇为称许。” 杨联陞先生当年在清华大学如此“造反”，还能够得到吴宓大师的欣赏，这也是出人意料之外的。

此外，早年美国哈佛大学里面有中国留学生“三杰”之说，指的是陈寅恪、吴宓、汤用彤；晚年美国哈佛大学里面中国留学生中也有“三杰”之说，指的是吴于廑、周一良、杨联陞。没有想到，杨联陞先生与吴宓先生之间还会有这种“哈佛之缘”、“文史大家之缘”。

我转身到“文学院”入门一侧的站立的吴宓的雕像前，细细地端详着，思绪翩翩。先生身材消瘦，一身长衫，左手拿着的或是书卷或是讲义，右手下垂，手指分开，似乎随时准备拿起粉笔挥写板书，教书育人。吴宓先生作为古典文学家，曾在西南大学任教二十余年，如今留下雕像，应该是历史的必然。我不能脱俗地与吴宓先生的雕像合影。

让我稍微不能理解的是鲁迅先生似乎不曾在西南大学任过教，为什么也会在这里有雕像呢？知情人告诉我：西南大学文学院已经是当今中国研究鲁迅的重镇之一，具有相当丰硕的学术成果，所以这里会有鲁迅先生的雕像。

鲁迅先生也是一袭长衫跷腿坐在藤椅上，左手按着书卷，右手夹着一支香烟，目光炯炯地望着前方，在思考着什么……有人说：“先生手中的那根香烟世界上燃烧时间最长的香烟”……

关键是，鲁迅先生与吴宓先生生前围绕着新文学多有口诛笔伐的论战，把这样两位大师的雕像置于文学院门前寓意应该是深刻的。多元、包容、苦读，经验也罢，教训也罢，这都是大师们用行迹留给后人的。于是，我也在鲁迅先生雕像前合影留念。

这天下午讲演之前，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的老师们心细周到地安排我在学校宾馆稍事休息。在“钟点房”内，我看到邓力主编的《那时、那人、那些事——西南大学漫话96则》（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4月第一版），其中有一组文章叫做《“吴宓路”上说吴宓》。看后，令人唏嘘，也让人感到那一代文人的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