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当，便当！意喻方便、顺捷。第一个，有名词属性，第二个，则具动词属性。在日本出行，乘上列车，旅途中邂逅的第一位朋友，就是便当。会务间歇、赏花郊游、朋友小聚，便当的出场率也极高。

便当之中，最常见的就是幕之内便当。从东京出发，在东海道新干线的站台可以买到印有“特制幕之内御膳”几个字的幕之内便当。从生产厂家的宣传来看，他们并没有着力标榜幕之内便当的“文化出身”，只是朴素地表示，这种盒饭里的食材，第一段取自关东地区，第二段取自东海地区，第三段取自关西地区。小小一份盒饭，就能带味蕾来一场“东海道五十三次”的旅行，反而更引起游客对于幕之内便当的好奇。

便当，早已经成为日本餐饮文化的一个代表。1987年在石川县中能登町发现的弥生时代遗迹中，出土了饭团化石，这也意味着日本人在大约两千年前就有了制作便携食品的行为。考古学家研究发现，将饭团化石还原，得到的是类似于被蒸熟的粽子的食物。

进入公元5世纪，日本人农作、狩猎、出征前，也会带上制作好的干饭或饭团。日本战国时代，配上盐渍梅干的饭团，既方便取食，又能快速补充盐分，成了奔袭、出征的“兵粮”。据说，酷爱猎鹰的德川家康，即使坐稳了江山，依然不改对简便易带的梅干饭团的情有独钟。

大约八百年前，人们在饭团中加入贝类等海鲜，自约三百年前起，人们又给饭团裹上海苔的“外衣”。作为一种重要的便携食品，随着时代的发展，饭团的内容愈加丰富，便当的花样也更加复杂，与之相应，便当的名目也繁多起来。

江户时代，战乱终结。在德川幕府的统治下，政局稳定，经济繁盛，市民文化得到长足发展。尤其是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主政时期，以歌舞伎、浮世草子、俳句、人形净琉璃、浮世绘等为代表的元禄文化的出现，带动了观剧、赏花等休闲娱乐活动日渐兴盛。

能剧、歌舞伎上演时，在几幕戏剧之间，由“外卖小哥”送进场中，供台前的演员、幕后的工作人员以及观众食用的方便餐物——幕之内便当，也就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应运而生。幕间时间短暂，演员又是披挂上阵的带妆状态，容易吞咽、易于消化又不会弄脏衣服妆容就成幕之内便当不可或缺的特点。

慢慢的，这种便当就逐渐走出“幕之内”，成为探望病患、拜访亲友时的伴手礼，并逐渐量产。有“日本江户后期百科全书”之誉的《守贞谩稿》认为，最早生产幕之内便当的地方是芳町一家名为万久的店铺。那个时候的便当，仅仅是将米饭团成饭团，配上一些时令果蔬鱼鲜。而日语中，“芳町”就是“花街”的意思。

此后，幕之内便当逐渐规格化、量产化。一份合格的幕之内便当，须有撒上黑芝麻的小饭团、玉子烧、鱼糕、烤鱼，此外，还会添上炸、煮、腌、佃煮（用酱油和砂糖煮）的食物，比如炸鸡、炸虾、烤鱼或煮鱼、煮芋头、煮南瓜、腌萝卜、腌白菜等等。最后，将这些食物放在用十字划分出4块方格的便当盒中。根据季节不同，采用的食材也有所变化。此外，根据使用的食材不同，幕之内便当也会细化出更多名称。

1872年，连接东京新桥和横滨樱木町的铁道正式通车。日本第一条铁路加速了明治时代的历史进程，幕之内便当也走进车站站台、列车车厢。1889年，在兵库县姬路车站开始出售幕之内便当，售价12钱（大约相当于今天2千至3千日元）。不少人认为，这就是日本车站便当之祖。但也有人坚持，最早在1867年时，已经出现了造型朴素的饭团造型的车站便当，售价仅5钱。

谁才是日本最早的车站便当，至今众说纷纭。值得注意的是，将幕之内便当引入车站的那家兵库县企业，自1888年靠着小小的便当起家，随着山阳铁路的开通一路发展，历经百卅年风雨而不倒，还于2017年在中国台北开出车站便当专柜，成为第一家将车站便当卖到海外的日本企业。

上世纪六十年代，随着日本经济的腾飞，以精致的怀石料理为灵感的怀石风幕之内便当大行其道。超市、便利店或者专柜，都可以买到。主妇们用它来招待重要客人，既帮减轻了负担，又不失面子。

时代变迁，幕之内便当早已经不再是“幕”之“内”的专属便当。在新冠疫情出现后，拥有130多年历史的著名的歌舞伎座，就曾以回归传统为买点，向普通消费者出售幕之内便当。根据便当所采用配料的不同，售价设定在1624日元到5724日元之间不等，丰俭由人，选择多样。

由此说来，幕之内便当和铁道便当，有不少重合的交集。幕之内便当这一概念，侧重于便当的内容和种类，便当盒中的食材需要遵守固定的规格。铁道便当的概念，则表明便当发售的地点，是在枢纽车站附近，面向旅客贩卖的所有便当的总称。随着铁道在日本的不断延伸，不同的车站为了宣传当地的饮食文化、地域特色、旅游景点，也围绕这些概念推出形式不同的便当。比如，著名的崎阳轩出品的车站便当，主打的就是烧麦便当。

食毕，再看这“特制幕之内御膳”中的“御膳”两字，颇值得玩味。在中国，“御膳”代表最高规格的宫廷菜！在日本，“御膳”可以指代一切美味的饭食，也包括演出间隙、旅途之中的盒饭。同字不同意，同文不同源，简单两个字，恰如一面镜子，折射着中日文化的异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