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26日，贺建奎宣称，一对名为露露和娜娜的基因编辑婴儿在中国诞生。这对双胞胎出生后将能抵抗艾滋病。该事件引起了全世界相关机构的质疑和强烈谴责，基因编辑和伦理问题被人们广泛关注。

就有关问题，《日本新华侨报》记者采访了旅日医药学专家、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伦理审查委员会常务理事汪先恩博士。

 《日本新华侨报》：什么是生命科学伦理？

汪先恩：人是群居动物，为了防止个人行为对别人或群体产生危害，就需要行为规范，行为规范包括道德、伦理和法律。道德是倡导的内容，伦理是自觉遵守的界限，法律是强制执行的最低伦理。任何行业都有伦理，涉及到生命科学的规范指针，叫生命科学伦理，更加严格。

《日本新华侨报》：生命科学伦理和医师伦理是一回事吗？

汪先恩：最早只有医师伦理，西方的代表是希波克拉底誓言，东方的代表是孙思邈的主张，孙思邈主要讲临床上的医德问题，为医要有恻隐之心，要一视同仁，“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二战时纳粹和日本军进行了惨无人道的人体实验，战后人们开始呼吁医学伦理；近年由于技术的进步，如细胞技术和试管婴儿技术等，就有了生命医学伦理问题；生命科学的研究往往超出临床的范围，如克隆技术和基因编码技术等，于是就需要更加严格的伦理指针。

《日本新华侨报》：今年NHK披露了731部队的人体实验，有人把贺建奎的行为比作731。您认为这恰当吗？

汪先恩：当时日本全面向德国学习，纳粹做过的人体实验，731部队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毒气实验，断种实验，枪弹实验，冻伤实验，性病病菌感染实验，婴儿冻死实验，高空实验，活体解剖实验等。1945年九州大学还把8名美军俘虏活体解剖了。实验方法上也讲究科学设计，如观察人只喝水能活多少天，分两组，一组喝普通水，另一组喝蒸馏水，比较喝那种水饿死得更快，统计结果是喝蒸馏水的死得快。这些研究有科学性但毫无人性。这些反人类的实验只影响被实验的个体，不会涉及人类基因，而贺的实验会污染人类基因，虽然对实验者并不残忍。

《日本新华侨报》：有人认为贺建奎的行为源于中国伦理意识淡薄，您怎么看？

汪先恩：11月在广州参加了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伦理审查委员会的年会，感到熊宁宁会长他们的工作做得很仔细，中医药临床研究都有严格的指针。生命科学临床和研究的指针更严，这次的事件主要是个人缺乏伦理素质，被基因经济搞昏了头，加上监管不严造成的。

《日本新华侨报》：基因编辑婴儿受谴责的主要理由是什么？

汪先恩：法规方面不想评价，单从医学的角度来讲，完全没有必要性但有危害性。

《日本新华侨报》：贺建奎主张敲掉CCR5 基因是为了防艾滋病。

汪先恩：这好比犯罪分子是乘高铁来的，你就把高铁或高铁站敲掉。艾滋病毒主要侵犯淋巴细胞，一般生殖细胞里没有艾滋病毒，只要把控生殖细胞，采取体外受精等方法，艾滋病阳性者一样可以生出不感染艾滋病的孩子；CCR5基因只是艾滋病毒感染的一扇门，敲掉CCR5基因，不等于不会感染艾滋病；CCR5功能很多，好多未知，将来隐性或显性出现什么疾病难以预料；同时存在把CCR5近处的其他基因误敲掉的脱靶风险，后患无穷。

《日本新华侨报》：应该如何对待基因编辑儿童？

汪先恩：首先要组织专家跟踪，既要保护孩子的权益又要防止人工编辑基因的扩散，需要长期观察，特别是了解疾病的发生，必要时将来或采取限制生育等措施。

《日本新华侨报》：您如何看待基因研究？

汪先恩：1842年发现细胞核里有着色的染色体，后来发现染色体上有遗传密码的DNA，2000年之后人类基因组测序基本完成，但绝大部分基因的功能并没有搞清楚，知道的也基本是片面的知识。因此，现阶段，基因科学应不断研究，其技术可有条件地用于治疗某个个体的疾病，但不能用于造人，不能污染人类本来的基因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