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这四个字，沉甸甸的。它是中国进入新时代后提出的宏伟战略构想。从平面上看，它展示的是一条融入着传统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路线图；从立体上看，它构建的是人类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打造着一个又一个全新的公共产品。如今，不知有多少人，在为实现这个战略构想辛劳地奔波着、积极地付出着、努力地践行着。近日，由日本东亚共同体研究所和中国大成律师事务所、日本VERYBESTL律师事务所联袂发起的“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40周年暨中日企业‘一带一路’合作高峰论坛”在日本东京隆重举行。值此机会，《人民日报海外版》日本月刊、环球网、《日本新华侨报》记者一起在东京新大谷饭店对中国大成律师事务所全球副主席、著名投资并购专家肖金泉先生进行了专访。

“一带一路”建设离不开法律

《日本新华侨报》：肖律师，您好。迄今为止，我做过不少有关“一带一路”建设的报道。这次，我注意到，您带团到日本举办论坛，是从法律的角度切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您能介绍一下为什么要这样做吗？

肖金泉：的确是这样的。从目前来看，人们主要是从政治上和经济上着眼“一带一路”的建设。当然，也有人注意到文化方面，提出“经济与文化两轮并行”的建设性意见。但是，这其中忽视了“法律”的重要因素。

我们应该看到，实现“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不仅仅是一种政治行为，也不是简单的经济行为，更是一种法律行为。认真看看“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和地区，我们就会发现这里面有经济发达的国家、有经济发展中的国家、有“金砖四国”的成员国、有“上合组织”的成员国、有G20的成员国、还有“南南合作”的成员国。这些国家的社会体制各异，法律当然也不尽相同。如果我们不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法律进行认真的把握和研究，我们的“一带一路”建设就一定会出现挫折，甚至发生重大损失。从这个意义上讲，“一带一路”建设一时一刻都离不开法律。现在，人们对这一点的重视远远不够。所以，大成律师事务所感到要有担当精神，愿意与国际社会的相关机构一起以法律为抓手，进行“一带一路”的建设。

大成律师事务所具有国际性

《日本新华侨报》：您的这个想法颇具新意，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切中了目前“一带一路”建设的软肋。这次活动期间，有不少日本媒体记者问我，“大成律师事务所到底是中国的律师事务所，还是世界的律师事务所”，您认为应该怎样回答这个问题？

肖金泉：说到大成律师事务所，也有人经常问我：“大成律师事务所是中国的？还是世界的？”对此，我的回答是，“大成律师事务所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大成律师事务所在改革开放全面启动的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成立于中国北京，它首先是中国的。但是，伴随着大成律师事务所的发展与中国经济不断融入全球，企业的全球化法律服务也出现了需求，大成在2015年与全球十大律师事务所之一Dentons 律师事务所正式签署合并协议，在世界上70多个国家设有160多个办公室，执业律师超过9000人，已成为目前全球律师业界规模最大的律师事务所。因此，大成律师事务所也是世界的。

我特别想强调的是，大成律师事务所并不仅仅是因为在地球上分布广、执业律师多，就成为世界性律师事务所了。更为重要的是，大成律师事务所具有国际性的视野，持有国际性的理念，主张“多中心、多文化”并存的理念。大成所在全球没有一个主导的文化，而是多种文化并存共同发展，大成所在全球没有一个总部，而是各区域为中心共同组成一个全球治理机构，这与全球化开放及互联网时代的理念是相契合的。大成在全球拥有一大批熟悉国际法和各国法律的律师，能够一站式为企业提供全球的法律服务，这就是大成律师事务所的核心竞争力。

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

《日本新华侨报》：那我还想问您，大成律师事务所积极参与“一带一路”的建设，是出于怎样的考量呢？

肖金泉：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不妨追述一下世界经济发展史。从十五世纪大航海时代以后，西方发现了东方，经济的交流乃至建设就是以一种强行的、强硬的、武力的、军事的方式进行的，目标就是赤裸裸的经济利益。现在，中国在和平中发展崛起，距离世界中心越来越近，世界上有些国家出于各种不同考虑，对中国的未来走向以及行为方式有担心、有疑虑。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提出建设“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做出与以往大国发展史不同的路径选择。简单地说，过往的大国发展史，就是一部又一部战争史，发展成为大国的国家，总是用战争手段谋求经济利益，让经济的交流充满铁火和鲜血。而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立足于和平、立足于建设，最为重要的是立足于“双赢”。这在世界大国发展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战略构想，也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战略举措。作为国际化的大成律师事务所，当然要支持中国的这种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路径选择，并且从法律方面给予积极的推助。我想说，时代赋予了大成律师事务所这样的历史使命，我们就要勇于担当。

在纪念中有行动

《日本新华侨报》：大成律师事务所这次发起并主办“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40周年暨中日企业‘一带一路’合作高峰论坛”的契机是什么？

肖金泉：我先来讲大背景。众所周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是中日关系中四个重要政治文件之一，也被中国最高领导人称为是中日关系的“压舱石”。到今年，这个条约已经整整签订40年了。从近现代史来看，中日两国在40年间没有战争的事情是很少的。因此，这个条约是值得纪念的。也可以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是在中日两国牺牲了几千万的鲜血和生命的基础上签订的，是来之不易。今天，我们纪念这个条约，就是要汲取历史的沉痛教训，珍惜和平的今天。

重要的是，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40周年，不应该仅仅是在口头上说说而已，还应该有实际行动。今年2月，我在北京遇到了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先生。这是一位始终坚持对中国友好的日本政治家，在任期间曾经提出建设东亚共同体的主张。现在，他还是中国倡议设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中唯一的日本人顾问。当时，我们就商议今年能不能搞一个活动，共同推动一下中日民间经济的交流。

鸠山由纪夫先生退任后创办了东亚共同体研究所。其研究的内容与“一带一路”有许多重合之处。这样，我们就把话题集中到“一带一路”建设上，也就有了这次的论坛。

让我感到欣慰的是，这次有80多家日本企业、40多家中国企业前来参加，可谓盛况空前。这里面有许多是重量级的企业。比如说山东如意科技集团是全世界最大的精纺工业的领头人，还有中国的中国化工集团、中水渔业集团等等。日本的像三菱商社、川崎重工等著名企业也来了。

日本的外援有值得中国学习之处

《日本新华侨报》：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也可以看作是新时代“中国版”的外援。战后，特别是日本经济复兴以后，也曾经搞过大手笔的外援。您认为日本的外援有什么值得借鉴之处吗？

肖金泉：这个问题值得探讨。不久前，我到位于南太平洋的斐济和瓦努阿图访问。我看到瓦努阿图最好的一条环岛公路，就是日本兴建捐赠的。我还去过巴西，看到巴西很多重要的基础设施，包括他们的产业、农业设施都是日本建设的。我了解到，所谓“日本版”外援，也有一个发展过程，开始是比较重视基础设施的建设，后来逐渐发展为在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积极为当地开办技术劳动力培训中心，积极改变当地的民生环境，在通电、通水、通路上下功夫，在兴建学校、医院方面做文章，让当地老百姓有“获得感”。这样做的结果，就不仅仅是受援国的政府感谢日本，受援国的百姓也感谢日本。那个国家的政府因为选举等是可以变换的，对外政策也就会有调整；那个国家的百姓是不会变的，他们的获得感就会成为民间外交的重要基础。因此，我认为“日本版”的外援在这一点上值得中国学习。

中日合作开拓第三方市场

《日本新华侨报》：关于“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和建设，在日本社会还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媒体也有不同的态度。您如何预测未来中日两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上的合作前景？

肖金泉：首先，我认为在“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和建设方面，日本社会乃至于媒体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和看法是正常的。它反过来“倒逼”我们让这个战略构想不断完善，让这个战略建设能够有实实在在的成果。

其次，我个人对中日两国未来在“一带一路”建设上携手合作抱着乐观的态度。当年，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日本曾经积极援助过中国。今天中国能够有这样坚实辽阔的消费市场，日本的企业乃至于商家能够在中国有所作为，是日本援助后获得一种回报，或者说是一种红利。现在，总有人喜欢讨论中日两国未来在“一带一路”建设上的竞争关系，这大概是一种冷战思维的延续。我认为，中日两国完全有新的合作的机会，中国的资金可以和日本的技术有效结合，中国的建设可以和日本的经验有效组合，双方携手合作开拓、开发第三方市场，为地域的经济发展作贡献，同时也就是在为本国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作贡献。

再次，我们要对日本抱有足够的耐心。日本对“一带一路”有疑虑，是可以理解的。正因为这样，我们才要不断地向日本深入介绍“一带一路”，寻找共同合作的利益点。我相信，只要有利益所在，日本最终会积极参与到“一带一路”建设中来的，中日经济交流也因此会出现“新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