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具民国风骨的文史大师刘文典曾经说过，“整个中国，真懂《庄子》者共两个半人，一个是庄子本人，一个是自己，还半个日本人。”那半个日本人究竟是谁呢？

我认为是福永光司。

日本的许多作家和学者都从《庄子》里获得过创作的刺激。西行法师、鸭长明、松尾芭蕉、仙圭义梵……著名和尚良宽据说也是经常手持两册《庄子》步行的。进入近现代，文学家森鸥外、夏目漱石以及日本第一个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和平主义科学家汤川秀树也是《庄子》的“粉丝”。特别是汤川秀树，他说在自己在考虑中间子理论的时候，曾经在夜里梦见过《庄子•帝王篇》里面的故事，一下子成为美谈。1970年汤川秀树退休后，在家养老更是酷爱庄子，因为他书法好，前来求墨宝的人很多，每逢此处，他写的最多的字就是“知鱼乐”，也就是庄子的“子非鱼，焉知鱼之乐”。

日本在上世纪50年代，就成立了道教学会，这是所有外国国家里最早的，对于道教的研究也毫不逊色于中国，有小柳司气太、福井康顺、吉岡一丰、坂出祥伸等优秀的学者。这些学者可以被称为战前派。

我特别想介绍的是战后派。也就是二战后日本公认的道教、《庄子》研究第一人者福永光司，是这个人奠定了日本近现代对道教和庄子的研究。

福永光司出生于福冈县中津市，从小学习优异，但有一次没能拿到好成绩。他沮丧地回到家，跟正在烧火做饭的母亲说对不起。母亲就举起了手里的烧火棍。大家不要误会，这烧火棍不是用来打他的，而是跟他讲故事的。母亲讲的，就是“无用之用”和“支离疏”的故事。这两个典故，就成了《庄子》对福永光司的启蒙。

福永光司当然不是“支离疏”那样的重型残疾，不仅不是，他还是一个体格强健擅长柔道的青年，因此在太平洋战争期间被迫中止学业，强行入伍，前往战场。生死问题当前，他从日本出发前往战场时，唯一带的一本书就是《庄子》。战败复员后，他开始翻译《庄子》。这在当时属于非常特殊的研究领域。上世纪60年代，中国有位著名学者到日本进行学术交流，还曾对福永光司说过，“你身为一个国立大学的教授，为什么要研究道教这种东西，那都是迷信。”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在近现代的道教与《庄子》研究上，日本起步更早，走得也更坚定。

1974年4月到1979年3月这五年间，福永光司还在日本的东京大学文学部开设了“老庄与道教”的讲座，把中国的老庄思想和道教研究带入了日本的最高学府，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的后继学者。

福永光司说：“道教神学同中国思想史的不同时代的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它是中国的民族具有超时空的绝对的皈依宗教的感情、信仰和祈求、思维和思辨的历史的博大蓄积，也是他们的传统的综合成果。”

日本的《庄子》研究著作，上世纪的 40年代有三部、50年代两部、60年代十八部、70年代七部。我们从中可以看出，日本的《庄子》研究，其高峰在六、七十年代。那时候的学者，都有比较扎实的中国古典学基础，几乎都曾作过《庄子》的译注，因此对《庄子》有着全面、系统的了解。可以说，日本今天的《庄子》研究，仍然深受这些大家的影响，必须借助这些大家的译注才能展开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