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以来，虽然日本国内疫情依然处于胶着状态，但岸田政府的外交活动却穿梭不停，无论是积极策应美国主导的四方安全对话，还是加强美日韩外长磋商实施对朝遏制，乃至于不惜挤出自身库存回应美国要求向欧洲提供天然气，制定经济安保法案旨在应对所谓来自中国的“挑战”。日本的一系列外交举措，标志着其国家战略重心已鲜明地向甘作美国“附庸”方向转化，这种“自我殖民化”动向既会带偏本国以经济立国为轴心的发展“节奏”，也可能成为引发东北亚地区军备竞赛持续升级的负面诱因。

第一，日本甘心充当美国“附庸”源于占领体制的“后遗症”。众所周知，二战以后日本作为美国同盟国的一员，实现两国从“敌人”到“伙伴”角色的转换，主要源自于《旧金山媾和条约》与日美安保体制的确立，自此日本甘心充当美国在东亚地区对抗社会主义阵营的“马前卒”，在不惜牺牲部分主权的前提下，允许美军在日本建设军事基地，由此卵翼于美国的核保护伞之下而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最终成为“冷战的最大受益者”，成就了经济大国梦想。在美国主导的占领体制思维模式束缚下，日本政界人士和精英人士在思考国家战略走向时，业已陷入离开美国这一殖民宗主国的加持而无法思索前进道路的病态境地。

第二，日本罹患“战略焦虑症”导致“亲美恐中”骤然升级。自冷战结束以来，虽然日美之间的共同敌人苏联消失了，日美同盟一度处于不知该往何处去的“漂流”状态，但随着中国崛起步伐的不断加快，日美两国旋即将中国锁定为应该认真应对的“假想敌”。步入21世纪后，中日两国“一进一退”的发展态势对比明显，尤其是2010年中日两国实现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的历史性易位，导致日本人的中国认知呈现出“羡慕嫉妒恨”五味杂陈的复杂情感，日本罹患“对华战略焦虑症”日甚一日地恶化，于是透过显微镜审视中国身上的各种“问题”和“毛病”，试图从中寻求到某种程度上的“快意”和“平衡”。鉴于依托自身实力难以与中国形成有效抗衡的心理，转而依托紧紧抱住美国“大腿”的方式旨在达成与中国的某种战略平衡。

第三，日本国家战略重心从经济转向安保恐非国民之福。日本作为资源匮乏型国家，之所以能够成长为经济大国，主要受益于自由贸易体制的恩惠。日本政府拟向国会提交的“经济安全保障”法案，则将关乎民生福祉的经济活动与确保国家安全保障挂起钩来，试图在涉及国家安全的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上加强国家监管，通过政府强力干预的方式影响自由经济活动，这种以维护国家安全为名，而行绑架经济活动之实的拙劣举动，不仅将本来应该是互惠合作的伙伴推向剑拔弩张的敌对阵营，甚至由国家过度干预经济所造成的虚高成本也会无情地转嫁在普通国民身上。

第四，日本理应在助推区域合作上扮演积极角色而非背道而驰。21世纪无疑将是亚洲世纪，日本在推动RCEP的运作和生效方面曾发挥过可圈可点的主导作用，日本理应在推动区域一体化合作、实现全球持续发展方面贡献自身力量，从而赢得来自国际社会的普遍尊重。若日本一味地陷于对美追随的“陷阱”之中而无法自拔，始终在亚太地区充当美国看家护院的“鹰犬”，日本的国家自主性和自尊性不免深受其伤。（作者系天津外国语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