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笑春风”，桃花自古以来就与爱情相关联，“桃之夭夭”一词，最早出现在诗经《桃夭》里，用桃花来形容出嫁新娘的美貌，“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但在细读了哈南的这篇小说之后，人们会发现作者并不是在讲述两个成年人如何相爱的故事，而是以桃花为线索，隐晦的表达了母亲与阿敏之间不被世俗接受认可的情谊。

故事以桃花为线索，讲述“母亲”与堂叔阿敏平凡生活中的情感故事，“我”既是其中的重要人物，同时还承担了叙述者的重要任务。小说中的人物并不多，但细细想来是却两两成组，每一组都从不同角度介入到故事的核心矛盾中去。所以整个故事看起来稀松寻常，但实际上却“机关重重”、格外紧致。

母亲与阿敏

在整个故事中，母亲与阿敏的感情都是矛盾、复杂的。

小说是以我兴致冲冲地跑回家看满树的桃花开始的，但桃花却被母亲无情的摘下来。小说一开始，作者就造了一个迷局、埋了一个伏笔，母亲为何好端端的要将桃花扔在地上？作者并没有马上解开谜题，而是在后文借助“我”的回忆，补叙了父亲去欧洲留学，一去不回，母亲愤恨地“把花蕾一个个地摘掉、踩踏”。在母亲的意识里，好看的桃花成为了充满苦难记忆的“恶之花”。

小说并没有交代阿敏是从什么时候起进入母亲的感情世界的，两个人的相处充满了隐忍与克制，许多情节都耐人玩味。比如阿敏给我和母亲送水蜜桃这件事，按理说这不过是亲戚之间的正常走动，但母亲却出于种种考虑还是拒绝收下，这恐怕正是对阿敏表示拒绝。而阿敏呢，则拿“我”打马虎眼，把桃子留了下来，母亲最终还是主动跟“我”提起“不吃的话就会坏”，这究竟是怜惜那几个桃子，还是怜惜阿敏的一片心意呢？再比如后文提到的母亲要找房子，阿敏尽心尽力来帮忙，他向母亲全面介绍了各种类型的房产，但偏偏在翻到“桃源之乡”这个房产时将它弃之一旁。与其说“那一片粉红色刺着我的眼睛”，倒不如说更刺着母亲和阿敏的心，只是他们二位都不愿轻易流露出自己内心的波澜。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始终都是不动声色地讲述着，而没有越俎代庖地去剖析人物的内心，哈南把对人物情绪的体会全部都交给了读者，这不由得让人想起小说创作中的“冰山理论”，越是仔细地读作品，越是会无限地同情小说里的人物，从而与人物产生共情。

母亲与“我”

小说里讲到，“我”因为高考成绩不太理想不得已去了外省，这对“我”和单身、体弱的母亲来说都是一桩喜忧搀半的事情。但和所有坚强、无私的中国母亲一样，妈妈仍然高兴而爽快地支持我去上大学，而且还让“我”坐飞机，免受十几二十个小时的劳顿。

无论如何也不应该忽略，母亲的忍辱负重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支持、保护“我”。一方面，“我”从小就是在单亲家庭里长大，与母亲相依为命。另一方面，因为中国民间社会的宗族观念，亲戚们往往对别人家的事情分外关心，比如“我”考上大学，亲友们都来贺喜；而大伯家阿鲁出轨，直接“闹得全家沸沸扬扬的”。母亲也许正是顾忌与此，担心“我”受到她和阿敏暧昧关系的牵连而被流言蜚语所伤，所以也迟迟没有和阿敏走到一起。让人特别感动的是，母亲在病中，为了不让我担心，她故意骗我“我的心情很好，每当看窗台的时候，那里总有一缕阳光照进来”，但其实那个窗台朝北，无论是从早上还是傍晚，都不会有一缕阳光从窗台照进来。母亲对“我”的爱是无私的，她尽己所能地保护着“我”，而牺牲了自己的“幸福”。亲子之爱与男女之爱，究竟哪一个更让人无法割舍？这是作品中又一个让人一再回味的问题。

王平与“我”

文章中还出现了一个人物，王平，也就是“我”后来的丈夫。这一人物的出现同样对故事起到了提示、解释的作用。“我”和王平走在一起的时机来的非常凑巧，作品中也提到了，“他只不过是在我需要有一个人在身边的时候出现了”。那阿敏对于母亲何尝不是如此呢？这或许正是作者关于母亲和阿敏之间为什么会产生故事而提供的一重解释。母亲一人独自当家，生活的种种不便可想而知，这时身边突然来了一个有才干、有影响、热心肠的阿敏，帮她完美地分担了生活里的杂事、琐事，在一些场合完成了丈夫应该完成的任务，母亲对阿敏的拒绝、冷淡甚至若有如无的厌恶是不是也可以用“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来解释呢？是不是真如“我”所说的，人往往都会有这样的时刻，说是只想一个人呆着，可又受不了那份寂寞，希望有个依托，有一个能听她情倾诉的人。“我”是如此，母亲亦如此。单从这点来说，“我”无疑是幸运的，但母亲是不幸的。“我”幸运在遇到合适相爱的人，便可与他过一生，而母亲则不能。假如说小的时候我不懂事，不能全然理解母亲，那么王平的出现则未尝不是我真正理解母亲的一个转折点。

母亲阿敏，王平与“我”

让人非常遗憾的是，母亲最终还是去世了。作者并没有明确点出母亲过世的消息，而是通过“我”去扫墓这件事来告知读者。作者写得非常平淡，平淡到不仔细看便会忽略掉许多重要的信息，这和废名等的创作非常相似，至少就这篇《桃之夭夭》而言，这是重要的艺术特点。通篇来看，哈南对于分寸感的拿捏、对那种难言情感的表现实在是令人叫绝，比如我和“母亲”看到了阿敏家立着“五好家庭”的牌子，她不禁站在那里定了许久。而当她进了家里时，却不敢当着主人的面正视了。哈南的原话是“她顶多只把那些东西瞄了几眼”。她和阿敏之间的关系，无疑是对“五好家庭”的讽刺，但毕竟人家是一个“家庭”，而且表面上还“五好”，自己呢？简直一无所有！又如阿鲁出轨，阿敏对其进行了思想教育，在我正在打听情况时被母亲制止，“我住了口，可是却不由分说的瞧了他俩一眼。我看到不管是妈妈还是阿敏都不敢瞧着对方。他们也不敢瞧我，都瞧着别的什么地方。”这是一个极为精彩的眼神的躲闪。母亲和阿敏是不是担心“我”由阿鲁而联想到他们？再如小说结尾时“我”看到了母亲坟墓上的桃花，故事首尾的“桃花”相呼应，反而有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读者心中的许多待解之谜也隐隐有了线索，从而渐渐理解了故事和人物。

临近结局，作者最后暗示了母亲和阿敏之间的关系，“我”也由于阿敏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而“对他有了特别亲近的感觉”，想要跟他谈一谈，这里我去找阿敏的心理动机又是一个非常值得玩味的点，在“我”心里阿敏是怎样的一个角色呢？作者特别交代“那一年我十三岁，已经是一个女生了”，这里是否就是在暗示“我”已经初识男女之事？或许“我”很小时便猜到了母亲与阿敏的关系，但我并没有把话说出口，这仿佛像一个所有人都知道的秘密。如今母亲过世了，“我”便尝试去将这最后一层玻璃纸捅破。但王平显然站在了理智的这一方，他替母亲保留了最后的尊严，也免得阿敏陷入尴尬。是啊，何必呢？

小说的结尾差不多是个半开放式的，给读者留下了足够的想象空间。作者在创作谈里讲到：人生不一定得大起大落，小说也不一定非得催人泪下。作者并没有为了写悲剧而故意将人物悲情化，“我大可不必去强调最后那个细节所带有的悲剧性，我们可以把他想象成是男主角在清明节的一次远足，或者，是天气较好的清晨里的一次散步”。这或许可以理解为，在哈南这里，并不存在谁对谁错、谁光荣谁可耻，这其实也正是生活的复杂之处，或者是生活的本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