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初期，日本迎来了“肉体解放”的浪潮。1946年，东京三宅坂“阁下”的铜像被三个裸女的铜像取代；性风俗研究专家高桥铁公开发表了《性典研究》《赤与黑》《人间复兴》等煽情读物。1947年1月，东京新宿帝都座（今新宿日活的小剧场）举行了“镜框展”：一个穿着比基尼的女子，摆着姿势，一动不动地坐在形似“镜框”的一个框子里，供人们围观，而在战时，甚至暴露肚脐、大腿都属于“猥亵”。更令高呼“战后再出发”的绅士们满眼放光的是，新宿帝都座还有融入日本文化独特元素的脱衣舞表演。例如，广濑元美表演的《脱衣舞清姬》，就是一例。当时，此类表演大都以“轻演剧”作为幌子，但人们认为，或许称之为“狂演艺”更贴切。还有所谓“女剑剧”也登上了舞台。最先上演的“女剑剧”是浅香光代主演的《女武士》。该剧的宣传海报有这么一句话：“能偶尔一瞥私处，令人血脉膨胀”。

或许为了宣泄长期遭受压抑的本能，战后日本“粕取文化”盛行。“粕取”原是用酒糟制成的一种劣等烧酒。用以作为“文化”的前缀，含义不难理解，即容易使人沉醉的“低俗文化”。性导向的娱乐和充满性挑逗和低俗，是“粕取文化”的基本特征。“粕取文化”包括“粕取杂志”，数量极为可观，如《夜晚》《夫妻读物》《猎奇》，等等。“粕取小说”也广受欢迎。当时，日本“新浪漫派”代表、著名小说家永井荷风匿名发表的《六平米房间的隔扇裱糊纸》，在市面上秘密流传。毋庸赘言，“裸体画”是“粕取文化”不可或缺的内容。

按照当时日本法律，在媒体上刊登“接吻”的画作是违法的，遑论实际行动。但是，驻日盟军根本无视这种法律。一次，美国大兵和“盼盼女郎”公开在街头接吻，被日本警察以“公然猥亵罪”拘捕。然而，此举驻日盟军总司令部公开表示，“接吻不是猥亵”，令日本警方只能放人。由此“案例”，表现这种“行为艺术”的作品纷纷问世。1949年，改造社出版了诺曼•梅拉的畅销小说《裸者和死者》，因充满露骨的性描写，遭到警视厅没收处分，但驻日盟军总司令部责令日本警方立即撤销这一处分。于是，“性描写”不再被视为“禁区”。1951年，高桥铁和久保藤吉创办了以“文化人的性风俗杂志”自诩的《热恋者》。该

杂志发行后一度引起争议，但法院认为，“这是性研究杂志，不是色情杂志”。“施虐”和“受虐”的戏剧和美术也在战后一度流行。表现“情色虐”的喜多玲子的画作、伊藤晴雨的表演，博取了大量观众的眼球。

1956年7月17日，日本政府发表了《昭和三十一年度 年次经济报告》，即“经济白皮书”，开篇即指出：“消费和投资的潜在需求尚在高涨，但与战后一段时期相比，人们消费和投资的欲望之炽烈已显著减弱。现在已不是‘战后’，我们正面临与以往不同的事态。”“现在已不是‘战后’”这句话，因此被视为结束战后时期的宣言。在此之后，日本“性艺术”似乎始终是一种时尚，历久不衰。

必须强调，战后初期“性艺术”所以在日本成为一种时尚，并不缘于驻日盟军的命令，而是缘于战时被压抑的原始欲望得到了释放。日本人自古就信奉“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1983年，由今村昌平编导的影片《楢山节考》所以能够获得金棕榈奖，最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影片生动而深刻地揭示了日本文化的这一特性。（作者系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日本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