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维新时期，作为“文明开化”重要内容的“移风易俗”，引起了日本社会多方面的深刻变化。明治初年，以“世风一新”为标榜，新政府颁布了《卖淫女取缔令》。1870年4月，京都府命令各游廓成立商社，将每天营业收入的5%上缴。于是，茶屋、游女屋等纷纷成立“商社”，并很快出现了“茶屋”、“游女屋”、“艺妓屋”3种商社。按照规定，这3种商社的“鉴札”（经营执照），和从事角力、演艺等40种职业一样，均由官府发放，未取得“鉴札”的一律不得经营。这类“商社”还按照规定挂出灯笼，灯笼上都统一印有“游”字。在此之前，祇園的字号是“荣”，二条新地的字号是“东”，七条新地的字号是“泉”，上七轩的字号是“寿”，各不相同。

1872年10月2日，明治政府颁布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法令——“太政官布告第295号”。该法令宣布，“人身买卖，在规定年限内主人可任意处置，有悖人伦，古时就被禁止。然今日仍有以奉公之名，行贩卖人口之实者。是故，自今往后，对此一律严禁”。因为该法令第4条即最后一条规定，“娼妓艺人奉公者，均予以解放。有相关借贷诉讼，一概不予受理”。因此，该法令又被称为“娼妓解放令”。当年10月9日，明治政府的司法省颁布了“省令第22号”，提出“娼妓艺妓为失去人身权利者，无异于牛马。岂有人要求牛马返还钱款之理。因此，凡借贷给娼妓艺妓的金银等，均不作为债务”。所以民间又称“太政官布告第295号”为“解放牛马令”。

“娼妓解放令”颁布后，“游女”纷纷离开游廓奔向“自由”。但是，有不少“游女”身无长物，被“解放”后有的成为私娼，有的甚至自杀。《京都先斗町游廓记录》对当时的情况，有如下一番记录：“12月2日娼妓艺妓解放令颁布后，人身买卖之恶弊被禁止，娼妓艺妓获得了独立自由。但也随之产生了大恐慌。有情夫的娼妓，或受雇主苛刻压抑的娼妓，如鸟儿离开笼子飞向蓝天，相当幸运。但也有很多娼妓重归故里后，给原本贫寒的家庭增加了一张吃饭的嘴。”无奈，政府只能再次规定，“若本人自愿，可以继续成为娼妓。只要纳税，可再给予鉴札，准许经营”。

1872年秋，为了解决被“解放”后的娼妓的生计问题，政府引导各地筹建名为“妇女职工引立会社”的娼妓教育机构并给予补贴，让昔日的娼妓学习烹饪、裁缝、养蚕、纺织、制茶等技能。1874年4月，“妇女职工引立会社”被“女红场”取代。“女红场”即“女工场”，分为两种，一种以“风尘女子”为对象，另一种以“良家女子”为对象。前者被称为“游所女红场”，后者则逐渐发展为高等女子学校。例如，京都府立高等女子学校，前身就是“女红场”。

与此同时，废娼运动也开始兴起。最先提出“废娼”的，是明治政府的刑法官权判事津田真道。1869年3月，津田真道发表了《废娼建议书》，认为允许娼妓存在，是对女性人权的无视，呼吁“废娼”。“废娼”二字，最初即出现于该建议书。日本第一位获得“洋学位”的留学生、同志社大学的创办者新岛襄率先发起行动。1879年，新岛襄在群马县以3种方式推动废娼运动：1、唤起舆论；2、不断请愿，要求国会和府县议会通过废娼决议；3、劝告娼妓自愿歇业。但是，这场废娼运动最终可谓“无果而终”。迄今“风俗店”已然遍布日本全国。下个月，我将继续这个话题。（作者系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日本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