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统计数据，截止2020年10月末，在日本被雇佣的外国人劳动者（特别永住者、外交或公务在留资格除外）为1,724,328 人，比2019年增加了65,524 人，这也是自2007年日本企业雇工备案制度化以来，外国劳动者人数最多的一年。在日本雇用外国人劳动者的企业或其他机构有267,243家，比2019年增加了24,635家，也创下历年新高。

在庞大的外国人劳动者群体中，越南籍占据25.7%，中国次之24.3%，即有419,431名中国人在日本工作。所有的外国人劳动者中，人数最多的是持有身份类在留资格的外国人，如永住者、定住者、日本人配偶及永住者配偶，占31.7%；其次是技能实习和包含留学在内的资格外活动，而中国人通常所说的“工作签证”，在全体外国人劳动者中，虽然只占1/5，但人数上比2019年增加了30,486 人。随着日本劳动力缺口的增加，以及对专业人才需求的增多，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向日本的不同工作岗位，成为“在日打工人”。

尽管日本是一个诚信度较高的国家，对于劳动者的法律保护也比较健全，但并不意味着“职场无坑”；相反，因为语言文化的差异和法律规定的不同，不论是刚毕业的留学生，还是中途采用的入职者，往往会受到中国文化习惯和法律常识的影响，导致其在日本职场“水土不服”。如果不了解水有多深，不仅容易掉进坑，还有可能踩到雷。下面几个真实案例体现出来的现实问题，就是不可忽视的“职场盲区”。

首先是书面劳动合同的签订问题。根据日本首都圈移住劳动者工会的统计，近年，来该机构咨询的外国劳动者中，有70%左右的人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尤其是在工厂、工地、培训机构的劳动者，往往只是口头上被告知薪资报酬和工作时间等，既没有考勤记录、也没有约定加班费和带薪休假。有的企业虽然与外国人劳动者签订了雇用合同，但会欺骗劳动者说：“合同只是为了办签证提交给入管局的，实际工资按照口头约定。”形成所谓的“阴阳合同”。

其次是变相克扣劳动报酬的问题。有的企业会对外国人劳动者的薪资报酬附加条件，比如销售额达到后才支付报酬，或者制定了苛刻的扣款理由，或者将工资的大部分设定为加班补偿费，变相延长劳动时间。

还有劳动时间管理不规范的问题。不少企业存在长时间劳动却又不进行考勤记录的违法不当情形，导致很多外国人劳动者在离职时向公司索要加班费时，却发现自己没有证据证明加班的具体时间，有的劳动者甚至无从证明自己加班的事实。

如果说上述这些问题还只是个案，那么签证更新问题则是很多外国人劳动者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除了永住者或永住者配偶外，其他的在留资格都有期间限制，因此如果没有雇主单位的协助，外国人劳动者的工作签证无法在指定期限内更新。

在日本，“工作签证”包含近20个类别，无论是最常见的技术•人文知识•国际业务签证、还是含金量最高的高度人才签证、经营•管理签证，在签证到期前3个月内就需要向入管局提交更新延期的申请。而所需的申请资料中，最重要的就当前就职的雇用单位提供的、可以证明申请者将继续在本单位被雇佣的证明文件。以往案例中，有的不良雇佣者便利用这一点，甚至以“向入管局撤回证明资料”为要挟，对外国人劳动者提出了变相降薪、变相加班等不合理要求。

职场中的上述问题，不论是坑还是雷，都有解决的渠道和方式。但很多外国人劳动者一想到劳动纠纷，就认为只有请律师打官司才能解决，因为不想花钱又怕麻烦，反倒宁愿忍气吞声。实际上，对于个体劳动纠纷，日本设有“个别劳动纷争解决制度”，有三种途径可以让劳动者快速、简单、免费地得到帮助。

在日本职场遇到坑、踩到雷的时候，可以先去都道府县的劳动局，那里设有“综合劳动咨询中心”，工作人员会为前来咨询的劳动者提供相关的日本法律规定和往年判例，并对相关制度流程做出详细说明。如果劳动者申请建议指导，但都道府县劳动局给出的指导建议又解决不了纠纷问题，那么可以转到“纷争调解委员会”，由专业人士介入，调解劳动者和雇主单位之间的矛盾。因为该委员会的委员都是由律师、大学教授、社会保险劳务士等专业人士担任，而调解又是免费的，流程简单快速，所以相比法院审判程序，调解程序更适合外国人劳动者。但如果调解不成，那么就说明劳资双方的矛盾十分严峻了，需要进入到劳动审判或者民事诉讼程序。前者平均需要2.7个月、后者平均需要14.7个月，才能处理完毕。

在日本，要做就做一个“有底气”的打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