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日本国内在安全保障领域的一系列举动颇为引人瞩目，先是撤销部署陆基“宙斯盾”系统，继而是围绕“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具体表述的措辞争议，然后是发布2020年版《防卫白皮书》。在关涉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层面，由于部署陆基“宙斯盾”系统计划的流产，日本政府转而寻求具有攻击性制胜举措以试图弥补安全防卫上的漏洞和不足。

战后日本经济大国所取得的骄人业绩，与《日本国宪法》的和平条款具有紧密关联性。正是由于宪法第9条规定日本放弃发动战争的权利，一味寻求通过和平磋商的方式实施“贸易立国”和“科技立国”的治国方略，才推动日本走上经济大国道路，从而在美苏冷战对峙的夹缝中生存成为“冷战的最大受益者”。

战后日本的和平国家的战略定位，既是以美国为首的盟国主导的顶层设计，也充分反映了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和平、反对战争的普遍呼声。战前日本效仿西方的明火执仗式的殖民道路，既给亚洲各国及本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也将自己的国家拖向覆亡的深渊。这一惨痛教训是经历二战期间的血与火的洗礼继承的宝贵遗产，战后日本通过“贸易立国”的方式，与东南亚及全球其他国家开展经贸往来，事实上达到了二战期间战争狂人们试图猎取原材料和广阔市场的目标，而战后日本是以和平牧歌方式取得的这些成就，甚至直至今日日本的海外资产总额一直在全球范围内名列前茅。

然而，随着日本国家实力的空前增强，日本保守派政治家们似乎并不满足于这种状态，而是力争在政治和军事领域增强本国在世界范围的主导权和话语权，于是乎不甘心仅仅充当经济大国，争做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的诉求也随之呼之欲出。既然修改和平宪法的终极目标一时难以达成，遂采取“曲线救国”的策略，通过解禁集体自卫权，制定新安保相关方案，设置国家安全保障局，提升防卫省自卫队官员的实质地位等方式，从根基上实质性地瓦解和平国家的基础，为走上军事大国扫清障碍和铺平道路。

战后日本一直奉行“专守防卫”的安保原则，乃是维系和平国家发展的基石，也是日本人在国际社会引以为豪的信任资本。自21世纪10年代以来，安倍政府却在偏离和平国家道路上渐行渐远，逐步放弃既往的遵循让敌人放弃攻击意愿的“拒止型威慑”，而是主张采取保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惩罚型威慑”。这种国家安保战略从“防御型”向“进攻型”的质的飞跃，将会极大程度地使战后日本长期以来坚持的和平国家属性变质，也必将会推动东北亚区域走上军备竞赛的不归路。

日本每次在修改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和制定防卫文件之际，都会如同叨念咒语一般，强调周边安保环境的恶化、朝鲜的核威慑、中国在东海及南海采取单边行动等等。实际上，这些仅仅是日本试图走上军事大国道路的借口和托辞，从当前日本自卫队的综合实力来看，以其世界排名前7位的超强实力，无论是防御本国国土，还是威慑“假想敌”，均已绰绰有余，进一步增强军事防卫能力只是满足自身的大国雄心。

从历史发展脉络来看，战后日本走上和平国家的道路为日本赢得实力的不断增强和地位的稳固提升，通过走军事国家的道路的则易于导致覆亡，基于这种鲜明的对比，究竟是哪一种途径更能护佑日本答案显然不言自明。（本文作者系天津外国语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