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到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一《儒林列传》，就不得不再次感叹司马迁的确是史学高手，这是他首创的教育史传，不仅对后来“二十三史”的编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孔子至圣的篇章。本卷文字精炼、精简、精致到只有3410字，但却记述了古往今来儒林人物53人，由此显示出儒学的历史脉络以及“师承链”，堪称是一篇大型类传。

粗翻一遍，虽然是文字不多，但因为人物众多，给人一种紊乱的感觉。但是，静下心来，看着司马迁按照“五经”——《诗》、《书》、《礼》、《易》、《春秋》的顺序，把人物一一道来，也能够感到其中的删繁就简，秩序井然。

如果说司马迁在《史记》卷一《五帝本纪》中把“黄帝”作为中华民族“始祖”的地位确定下来，他在《儒林列传》中则把孔子的“至圣”先师位置确定下来。我们这个民族，时而对自己的祖先备崇万分，时而又不懈一顾。少的是敬畏，多的是实用。历史也罢，人物也罢，能够随着时代的不同、执政者的不同，而褒贬不同、毁誉不同。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民族的悲哀。

如今，中国在日本十几所大学里面设置了“孔子学院”。曾有日本老师问我：“你们为什么要在日本的大学做这样的事情呢？”我告诉他：“儒学、汉字、佛教，可以说是东亚地域乃至亚洲地域的相同文化圈，我们希望加强这个共识，共享这份文化。”日本老师百思不得其解地说：“我们日本人一直是尊孔的。今天，在日本全国各地，也还分布着14座孔庙。反过来，是你们中国，在‘五四运动’期间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在‘文革’期间搞了‘批林批孔运动’。为什么你们想批孔的时候就批孔，想尊孔的时候就尊孔呢？为什么你们要到一个尊孔的国家来搞‘孔子学院’呢？”

说实在的，这位日本老师提的问题尽管朴素、简单，但作为中国人并不好回答的。我的中学时代就是“批林批孔”的时代，但我因此有幸在那个时代接触了《论语》。我的大学时代实际是一个“恶补”传统文化知识的时代，因此可以从正面接触孔子。到日本以后，我在街头巷尾看见“孔子塾”的时候，在许多书店看见《论语》的不同译本的时候，心中总是感慨万千的。

还是那句话，感谢司马迁，给了孔子应有的位置。（2020年6月17日写于东京“乐丰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