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从东京返回北京的飞机上，刘一杰的心里是一直在不停地打鼓。穿着防护服的他，早已汗流浃背，湿透了几层衣服。后排的哥们怎么时不时地就咳嗽呢，前排大妈为什么一直走动呢，……这还都算不上什么，最恐怖的是，飞机开到一半，侧前方两位小伙子不急不慢的跟女乘务员反应，自己有疑似发热的症状。这可把刘一杰吓出一身冷汗。

如果没有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短期国际文化交流活动应该是很多人羡慕的“肥差”。刘一杰在日本交流的这段时间，正好赶上春节，家人们到日本与他团聚。带着孩子去迪斯尼撒了欢，一家人又舒舒服服地泡了温泉，好不惬意。

3月中旬，国内已经控制住局面了，疫情集中表现为各地频现海外输入病例。北京方面迅速作出回应，民航总局宣布，自3月29日起，中日之间大面积停航，许多重要航线缩减到一个星期只有一班。

不知道该不该说是运气好。按照单位约定的时间，提早购买机票的刘一杰，成为民航紧急政策施行前，最后一拨乘坐飞机回国的人。

确定了机票，刘一杰就开始收拾回国的行李。一开始，看到刘一杰四处托人购买防疫用品，还有人取笑他，“您这是回国啊，国内‘形式一片大好’，大部分省市都没有新增病例了，您就别跟我们这些留下的人抢物资了。”

后来，飞往北京和广州等地的国际航班相继出现感染者，大家才意识到在机舱那样一个狭小而封闭的空间内，小心翼翼做好防护、保持不吃不喝的状态，将是一次严峻的考验。身边的人再也不敢跟刘一杰开玩笑，而是认真的帮他四处筹措防护物资。

终于，到了离别的时刻。空荡荡的东京地铁站台，通往成田机场的“天空快线”列车好像是他一个人的专列，提前许久的候机与安检……这些异常的画面，成为此行日本留给刘一杰最后的记忆。

航班于当天下午5点，抵达距离目的地北京——千里之遥的一座城市。此时的北京，由于接连发现多起境外输入病例，已实行分流政策。两个多小时的身体检查和消毒工作之后，刘一杰与同机的“战友”一同坐上前往隔离地点的大巴车，暮色早已沉沉。

最后，14天的隔离期结束时，和刘一杰一起接受隔离的这批同航班乘客的新冠肺炎检查结果都为阴性。大家不禁地松了一口气。

被隔离的这两个星期，刘一杰一直悬着心，不仅是为自身的健康，还有一种来自外部的无形压力。虽说无情的是病毒，感染者是无辜的，但是没有人愿意成为病毒的传染源。

相比起航班上的惊心动魄，在一个偏远县城里的封闭隔离就不算什么无法克服的困难了。而回忆起这有如“穿越封锁线”般的回国经历，刘一杰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路上太紧张了，太紧张了！”他让记者通过媒体劝说仍然留在海外的朋友，如果没有特殊情况，还是等疫情平静之后再回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