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奸臣”阿合马与元朝富国术下的权力毒化

阿合马，这位大元王朝初期的大臣，在明代宋濂等奉敕编纂的《元史》中，位居第二百五卷，属于“奸臣”的行列。看起开篇，“不知其所由进”，其实已暗含史臣笔意，暗示他是来自“野路子”的技术性人物。自中统三年（1262年）起，他“领中书左右部，兼诸路都转运使”，一路围绕铁冶、盐课、农器、矿冶、钞法、转运、榷茶、药材贸易诸事建言献策，其发言几乎都指向同一个目标：哪里可以增课，哪里可以设官，哪里可以禁私贩，哪里可以由国家直接攫取利润。这样的人，正对忽必烈胃口。阿合马的崛起，说到底，是“富国焦虑”之下的政治选择。

平心而论，阿合马并非毫无才能的庸劣小人。恰恰相反，他最大的悲剧，也恰恰在于他确实有本事。《元史》说他“多智巧言，以功利成效自负，众咸称其能。世祖急于富国，试以行事，颇有成绩”，这几句话并非虚文。无论是太原盐课的调节，还是钧、徐铁冶的开发；无论是银矿开采、锡铸供给，还是江南交会更张、盐药贸易统制，阿合马处理问题的方式都很一致：不讲虚套，不讲宽词，直接从国家财政的角度切入，迅速提出可执行方案。

但问题也就出在这里。一个人若只是理财能手，未必会成为巨害；真正可怕的是，他把“理财”一步步做成了“专权”。《元史》写阿合马，最值得注意的，不是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盐铁钞法，而是他如何借这些财政技术，逐渐侵蚀元朝中枢原有的运作系统。丞相安童曾明确提出，尚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应“各循常制奏事”，重大事务应先由大臣议定再上闻；这其实是在试图为帝国建立起一个相对有节制的中枢秩序。可阿合马偏不。他“一切以闻”，绕开协商；又“擢用私人，不由部拟，不咨中书”，把人事权也抓到自己手中；面对安童责问，他竟公然说“事无大小，皆委之臣，所用之人，臣宜自择”。这已经不是理财官员的自信，而是权臣的口气了。

更严重的是，阿合马还试图压制监察。至元十五年（1278年），世祖命其广为贮积以备阙乏，阿合马竟趁机奏称，御史台“非白省，毋擅召仓库吏，亦毋究索钱谷数”。这句话，若放在任何一个正常官僚朝代里，都是极其危险的信号。御史台本是用来查账、纠劾、纠偏的，他却要让监察机关未经尚书省同意，不得碰财政数字。说得直白一点，他不是在讲“分工”，而是在讲“封口”。此时的阿合马，实际上已经把国家财政变成了个人权力最核心的资源。

阿合马之祸，还不在他个人贪财，更在于他把朝廷变成了私人网络。传中屡见其子弟、姻党、私人被安插于要津，崔斌就曾当面弹劾，说阿合马一面自请罢免子弟之任，一面却让儿子、侄子出任行省参政、礼部尚书、达鲁花赤、会同馆等职，“一门悉处要津，自背前言，有亏公道”。这种现象说明，阿合马所建立的，从来不是单纯的财政技术班底，而是一套依附于财政权的利益集团。机构越多，他的人越多；转运司、提举司、宣课司设得越密，他的耳目和爪牙也越密。于是所谓“为国理财”，渐渐就转化成了“借国用以肥私门”。

《元史·阿合马传》写到后期，用词已极重：“益肆贪横，援引奸党，阴谋交通，专事蒙蔽，逋赋不蠲，众庶流移。”这几句是值得反复咀嚼的。它告诉后人，阿合马的问题不是一个人的操守崩坏，而是一种政治逻辑的败坏：国家愈急于求财，阿合马便愈有存在价值；阿合马愈能证明自己“有用”，皇帝便愈肯包容其逾制；而这种包容一久，朝廷中所有能够纠偏的机制便一一失灵。

秦长卿之死，尤其能看出这种毒化到了什么程度。《元史》卷一百六十八《秦长卿传》记载，长卿上书指斥阿合马“擅生杀人”、“怨毒已甚”，并把他比作秦朝的赵高、汉朝的董卓，请求“及其未发诛之”。这其实不是寻常政争语言，而是一个宿卫之臣已经从政治伦理层面认定阿合马有僭逆之势。然而，结果如何呢？事情下到中书以后，因为阿合马“便佞善伺人主意”，又“其赀足以动人，中贵人力为救解”，最后不仅弹章作废，秦长卿本人还被构陷下狱，竟至“濡纸塞其口鼻，即死”。读到这里，才知道元初朝廷并不是无人识奸，而是识奸者往往先死。阿合马之所以能够坐大，不只是因为他会算账，更因为他已经能借宫廷关系、财货贿赂和君主宠信，形成一个压倒正常政治表达的黑网。

这样的人，最后死于王著之锤，并不奇怪。奇的是《元史》把这一段写得几乎带着一种压抑不住的情绪。王著等人矫称太子还都，夜入京师，终在东宫前以铜锤击碎阿合马之脑。临刑时王著大呼：“王著为天下除害，今死矣，异日必有为我书其事者。”这不是刺客对个人仇敌的喊话，而像是一个被时代怨气裹挟的人，替万千不敢言者发出的绝叫。更耐人寻味的是，阿合马死后，世祖起初还“不深知其奸”，及至追查家产、旧案与不轨情状，才悚然惊觉，说出那句很有分量的话：“王著杀之，诚是也。”这句话，几乎等于承认：朝廷此前以为自己在用一个能臣，实际上养成了一个巨害。

于是，阿合马身后的处置才会如此酷烈：发墓剖棺，戮尸于门外，纵犬食肉，子侄伏诛，家产籍没。这样的清算强度，在正史里并不多见。它说明一件事：阿合马之死，不只是个人法律责任的追究，而是元朝统治者在事后试图与这种失控的“富国术”切割的一种姿态。可惜，这种切割来得太晚。秦长卿已经死了，百姓之困已经形成，朝廷对功利型理财权臣的依赖，也已在元代政治里留下了深刻阴影。

在我看来，阿合马这个人物最值得后人警惕的，不是他身为回回，不是他善于聚敛，甚至也不单是他个人贪残，而是他提醒后人：一个新王朝在统一之后，最容易把“富国”误认为“善政”；最容易把“有成绩”误认为“有德性”；最容易把“能搜括天下之利”的人，误认为“安邦经国之才”。阿合马的可怕，不在于他无能而窃位，恰恰在于他有能力、有手段、有成效，因而比一般庸吏更容易取得君主的宽纵。可一旦一个人既掌财赋，又侵人事，又抑监察，还能以“国家费用浩繁”为由压倒一切异议，那么他最后损毁的，就不只是几项政策，而是整个帝国的政治筋骨。（2026年5月24日写于中国深圳深航国际酒店2103号房间）